“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个比喻很好。老鼠在器物附近，人们尚且担心将器物砸坏，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在皇帝身边的亲贵大臣呢！用廉耻礼义对君子加以约束，因此可以命令大臣自杀却不可以对他们使用刑杀和侮辱。正因为这一点，黥刑、劓刑都不对大夫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礼有这样的规定：臣子不敢对为君主驾车的马的年龄进行察看，用脚把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料草踢了，便会受到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不敬的行为。如今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级别高的官员，都是需要天子改容礼遇的人物，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相当；但现在却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及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与堂没有台阶一样了吗！受到杀戮凌辱的人不与皇帝过于接近了吗！对廉耻不加提倡，那些大权在握的大臣，不是虽有朝廷大员的身份却像刑徒罪隶一样一点羞耻心也没有了吗！望夷宫事件，秦二世被判处重罪，这是投鼠却不忌器的结果。我听说：不论鞋子多么光鲜，都不可以放在枕头上，不论帽子如何破旧，也不可以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从前担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以礼待他，吏民曾俯伏于他面前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可以将他的官职免去，也可以将他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将他诛灭；若是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捆绑他，把他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为官府充当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谩骂笞打他，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被百姓看到的。如果卑贱的人对达官贵人一旦犯罪遭到贬责，我也可以凌辱他这种情况很熟知，对于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倡导是不利的。古时大臣有由于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因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犯罪的，不直接说他淫秽，而是说‘帷薄不修’；有软弱无能不足以胜任的，不直接说他软弱无能，而是说‘下官不称职’。因此，显赫的大臣就算确实犯下罪行，对他所犯的罪过仍不直接指出，而是予以迁就，替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君主严谴、斥问的大臣，在听到严谴、斥问后就穿上丧服，带着用来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门给官员请罪的请室中，等候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对他捆绑牵引；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被判处的罪名便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杀他；所犯罪行很大的，得知判决旨意后，便面对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住他的头发将首级斩下。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了过错，我可是用礼来对待您的。’君主用礼对待众臣，众臣便会自爱；君主用廉耻对臣子加以约束，臣子就会对气节品行加以重视。若是君主用廉耻和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来回报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这样的习俗要是蔚然成风，那么做臣子的考虑的都只有操行而无利益，坚守气节并尊重大义，君主就可以放心地将掌管治国的大权委托给臣子，可以让他们辅佐尚未成人的继承者，这便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成果，君主会损失什么呢！不去做这样的事，却让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得以长期实行，所以说这是值得为之深沉叹息的。”

贾谊由于绛侯周勃曾经被逮捕下狱，最终也并未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对文帝进行讽喻。文帝认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注意用礼义和气节善待臣下，此后，大臣有犯罪的，一律自杀，不再遭受刑杀的凌辱。

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冬季十月，文帝下令不得将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擅自拘捕。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门前东阙上的楼阁罘罳起火。

民间传唱着与淮南王有关的歌谣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后深感不安。

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夏季，文帝将淮南厉王之子刘安等四人封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必然会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劝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全都知道他所犯下的罪恶！陛下免除他的死罪而将他流放，他自己生病死去，天下臣民谁会认为他不该死！如今对罪人之子加以尊奉，恰恰会使天下人非议朝廷原来对淮南王刘长的处置失当。刘安等人年岁逐渐长大，怎能将他们的父亲忘记呢！白公胜为了替父报仇，以他的伯父和叔父为报复对象。白公作乱，目的并不是取代君主而将楚国占有，只是想发泄怒火让自己得偿所愿，敏捷地亲手向仇人的胸膛插入利刃，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虽然地小，但黥布曾凭借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打败他，只是天幸。将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给予仇人，这并不是个高明的决策。朝廷将人民给予他们，让他们获得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如果不像伍子胥、白公胜一样复仇于广阔的都市，就可能像专诸、荆轲一样行刺于朝廷之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兵器送给盗贼，为猛虎增添翅膀。希望陛下加以考虑！”文帝并不听他的话。

有长星在东方出现。

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春季，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冬季，文帝前往甘泉宫。

将军薄昭将汉朝廷的使者杀死。文帝不忍诛杀他，就派公卿去同他饮酒，希望他自杀，然而薄昭不肯自杀；文帝又派众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哭他，这才使薄昭自杀。

臣司马光说：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掉薄昭，确实比较果断，但却于义有损。从前秦康公送晋文公回国时，曾感叹见到舅父就像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当时仍然健在，她的弟弟只有薄昭一人，文帝毫不留情地杀了薄昭，这与孝顺母亲的做法不符。”我认为，法律的准绳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只有能对法律善加运用的人，不以关系亲疏区分，无所回避，这样所有的人才不敢以有人撑腰为依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有长者之名，文帝不选择贤人做他的师傅加以约束，却让他掌握兵权；他因骄横而犯上，以至于敢把朝廷使者杀了，不就是依仗有人撑腰才这样大胆吗！假如文帝将他赦免，那又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有什么区别呢！魏文帝曾对汉文帝的美德大加称赞，但对他杀薄昭这件事却不赞成，说：“对待舅舅家，皇帝应能使他们安享富贵，而不应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干政，既然做出违法犯罪的事，却又不得不按律法处理。”这是对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造成了以后的恶果的讽剌，魏文帝的看法比较中肯。由此可见，要想让太后宽心，还是从开始就更谨慎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