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玄黓涒滩（公元前169年），尽柔兆阉茂（公元前155年），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冬季十一月，文帝到代国巡行。

春季正月，文帝从代国回到长安。

夏季六月，梁怀王刘揖亡故，他无子。贾谊又一次上疏说：“陛下要是不制定制度，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帝位也不过传一两代，诸侯尚且不在朝廷的节制下行事，继续扩张强大，朝廷的法度便没有办法实行了。陛下当作屏障与皇太子所能依靠的，只剩下淮阳国和代国两个封国了。代国，北部连接匈奴，与强敌相邻，能自保就很好了；淮阳国和那些强大的诸侯国比起来，只不过像一颗附着在脸上的黑痣一样，它恰恰足够引诱大国来吞并，却无力牵制大国。如今权在陛下手中，封立王国却让自己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充当被人吞并的诱饵，怎能说是好的设计呢！我有个愚笨的方案，请皇帝将原来属于淮南国的封地，全都划给淮阳国，同时替梁王确立继承人，将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及东郡划给梁国。如果不合适，可以改封代王为梁王，而将都城定在睢阳。梁国的封地从新郪起向北直达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将原来陈国的全境囊括了并且向南直达长江，那么其他大诸侯国如果怀有异心，也胆战心惊没有胆量图谋反叛朝廷了。梁国有能力阻止齐国和赵国，淮阳国有能力牵制吴国和楚国，陛下可以高枕而睡，再不用忧虑崤山以东的地方了。这可以让两代君主安享太平。如今天下安然无事，是由于恰巧诸侯王都很年幼，再过几年，陛下就会发现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秦始皇日夜苦心经营要将六国之祸铲除；而如今陛下牢牢地将天下控制住，每个举动都能称意，却将两手高拱安坐，使新的六国之祸形成，就难说具备智谋了。就算您终生太平无事，但却将祸乱的根源留了下来，早就看到了这些危机却不加以解决；等到您百年之后，将危机留给年迈的老母与幼稚的弱子，使他们得不到安宁，不能说符合仁义。”文帝于是接受了贾谊的建议，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梁国的封地北边以泰山为界，西边到达高阳，共大县四十余座。一年多后，贾谊去世，死时只有三十三岁。

文帝将城阳王刘喜改封为淮南王。

匈奴入侵狄道。

当时，匈奴经常在边境挑起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上书给文帝，对战争问题讨论说：“《兵法》说：‘有一定打胜仗的将军，没有一定打胜仗的民众。’由此可见，使边境安定，建立功名，取决于良将，选择良将不能不慎重。

“臣还听说，与敌人在战场上交锋，最重要的事情有三件：一是占据有利地势，二是士兵经过良好的训练，三是精良的武器。按照《兵法》：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剑盾等各种兵种和武器，所适用的地形不同，都有各自的长处；如果战场地形对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不适合，就可能有十个士兵打不过一个士兵的情况出现。士兵没有经过挑选，军队训练不足，起居管理差，动静不统一，得胜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行动无法一致，前军已开始进击，后军却还是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鸣金击鼓而进退，这是不对军队加以训练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一百个人比不上十个人的作用。兵器做不到齐备锋利，就像空手作战；盔甲坚固程度差，就像脱衣露体；弩箭射程近，就像短兵器；不能射中目标，就像没有箭；射中目标但不深入，就像没有箭头。这种祸患是因为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这样的军队，五个人比不上一个人的作用。因此《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奉送士卒给敌人；士卒不按号令行动，是奉送将领给敌人；将领不了解兵法，是奉送他的君主给敌人；君主选择将领不用心，是奉送国家给敌人。’这四种情况，对用兵来说是最重要的。

“臣还听说：在用兵的时候，应以交战双方国家大小的区别、强弱的区别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区别为依据，有区别地采取对策。贬抑自己去侍奉大国，这样的措施是小国应当采取的；如果与敌方强弱相当，就应与其他小国联合起来对敌作战；利用蛮夷部族对蛮夷部族进行攻打，这样的策略是中原王朝应当采取的。如今匈奴在地形、军事技术方面与中原很不一样：在山上山下奔驰，在山涧溪流间出入，中原的马匹不如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策马奔驰同时射击，中原的骑射技术不如匈奴；不惧风雨疲劳，忍受饥渴，中原将士不如匈奴人；这是匈奴占优的地方。如果来到平原和具有平缓地势的地方，汉军的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出战，那么就容易将匈奴的军队打乱；汉军以强劲的弓弩和长戟为武器，能将箭射得很远，长戟远距离也能杀敌，那么匈奴就难以凭小弓抵御；汉军以坚实的铠甲护身，手中拿着锋利的武器，长短兵器相配合，弓箭手往来攻击，士兵以什伍为编制统一前进，那么匈奴的军队就无法抵挡；有勇力的弓箭手，使用特制的好箭向同一个目标射击，就会使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成的防御武器失效；下马交战于平地，剑戟相对，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比不上汉军；这是中原在军事上占优的地方。由此可见：匈奴的优势有三项，汉军的优势有五项。陛下又发动了几十万军队，去进攻军队仅有数万人的匈奴，计算兵员数量的多少，这属于以一击十的战术。

“即使如此，刀兵是凶恶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因此从大变小，从强变弱，会发生在瞬息之间。用人的生死决定胜负，失败就不易重振国威，等到后悔时就来不及了。英明的君主进行决策时，应立足于万全。如今来向朝廷归降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有数千人之多，他们在饮食习俗和善于骑射的特长方面都与匈奴相同。可以将坚固的铠甲、绵衣、强弓、利箭赐予他们，再加上边境各郡精良的骑兵，任用熟知兵法并对蛮夷部族风俗习惯十分了解，能对其人心加以笼络的将领，用陛下明确的约定指挥他们。若是遇到险阻，就派他们冲锋陷阵；在平坦宽阔的地方，就用战车、步兵把敌人制服。两支军队表里相依，分别发挥自身的优势，同时再以众击寡，这种战略才是万无一失的。”

文帝对他的意见很赞赏，赐给晁错一封回信，以示恩宠。

晁错又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发兵进攻匈奴和百越，目的并不是保卫边境安宁、防止百姓因战争而死，而是暴虐贪婪，希望使疆域有所扩大，因此，功业尚未建立，就已天下大乱。而且如果用兵却对敌人的虚实强弱不了解，进攻就会遭到敌人的俘虏，屯守就会受到敌人的困迫。北方的胡人和貉人，天性能够忍耐寒冷；南方扬、粤等地的人，天性能够忍耐炎热。秦朝的戍卒水土不服，戍守边疆的在边境死去，输送给养的在路上死去。秦朝的百姓被征发成为士兵，和去刑场被处死一样，于是秦王朝就将犯罪的人征发去戍边，叫作‘谪戍’；先是把犯罪的官吏还有赘婿和商人征发充军，后来又将曾有市籍的商人扩大进去，然后再次扩大到祖父母、父母有过市籍曾经从商的人，最后强迫在闾左居住按规定不用承担兵役的人也去当兵。随意征发，遭到强迫去当兵的人全部心怀怨恨，他们遭受一定会死去的厄运，朝廷却任何报偿都不给他们，死在战场上，他们的家属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免收一算赋税的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懂得秦的暴政使自己遭受祸患。陈胜前去边境戍守，行至大泽乡，第一个倡导天下人反秦。天下人给陈胜以响应，就像流水下泄势不可挡，这是秦凭借威势强制征兵的弊端。

“匈奴人衣物粮食的来源，不在土地上，因此经常到边境侵扰，往来转移，有时来有时去。这对匈奴人来说是谋生之业，而中原汉人迁移就舍不得耕种多年的土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和打猎，对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进行察看，发现汉军人数少，就会进犯。如果陛下不派兵救援，就会使边境百姓失望，从而萌发向敌人投降的念头；如果陛下派兵救援，发兵过少就起不了作用，援兵过多，从远方各县前来的援兵刚刚到达，匈奴的军队却又已撤走了。大量军队不撤走而聚集在边境，军费开支过大；将援兵撤走，匈奴人会再次乘虚而入。这样一年接一年地折腾，就会使中原地区陷入贫困，百姓也就不能够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对边境问题很担忧，派遣将吏发兵使边塞防务得到加强，这对边境百姓来讲是很大的恩惠。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在边塞驻防，每年进行一次轮换，他们对匈奴人的本领并不了解。倒不如挑选常居的人安定于边境从事农耕生产，并且用他们防御匈奴的入侵，利用有利的地形修建高城深沟；在重要战略地点和交通要道规划建设城镇，达到不小于千户人口的规模。官府先将城中房屋修好，准备农具，再招募百姓前来，免除罪名，赏赐爵位，将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免除，并为他们提供冬季和夏季的衣服以及粮食，直到他们通过生产有能力自给。如果不使边塞民众得到优厚的利禄，就不能使他们在危险困苦的土地上长期定居。匈奴来犯，如果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将所掠财物夺回，就将其中的一半给他，由官府替他赎买。边塞的人民得到如此待遇，邻里街坊之间就会互相救助，与匈奴拼死搏斗。他们这么做，并非感念皇帝的恩德想有所回报，而是想使亲戚邻居得以保全，并对财产有所贪恋。他们与那些对本地地形不了解并且畏惧匈奴的东方戍卒相比，在防御匈奴方面能取得高出一万倍的功效。在陛下当政的时候，迁徙百姓以使边防充实，使远方百姓免去到边境屯戍的徭役；而居住在边塞的百姓，父子相互保护，不再因被匈奴俘虏而遭受苦难；这样做将利益传到后世，使陛下得到圣明的名声，这与秦征发满怀怨恨的百姓到边疆戍守，差别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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