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捐之和杨兴关系不错。贾捐之屡次揭石显的短，因此不得为官，很少有机会能够再见到皇上；而杨兴新近因为才能出众而被皇上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出缺，要是我能够面见圣上，推举你，这个位置你立即就能得到。”杨兴说：“你妙笔生花，语言精妙；要是你能做尚书令，可远比五鹿充宗高明。”贾捐之说：“要是我能代替五鹿充宗，你做京兆尹，京兆是郡与封国的中心，而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全都掌握在尚书手中，天下局势一定会安定，经济繁荣，士人和皇上之间也就不会存在隔阂。”说完，又批评石显。杨兴说：“石显的权势正在显赫之时，圣上对他十分信任；要是我们谋求上进，一定要听从我的计划，暂时顺他的意，就可以获得成功。”因此两人联名上书，称赞石显美德，提议应将他封为关内侯，而让他的兄弟入宫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之后，两人又上呈一起拟定的奏章，推举杨兴，认为可以让他试行出任京兆尹。石显看破两人的计谋，报告给汉元帝，于是将杨兴、贾捐之二人逮捕下狱。汉元帝让石显审讯，审讯之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诡计，互相推荐赞誉，想要获得朝廷的高官，欺瞒陛下，实在是大逆不道！”最后贾捐之居然被处死，杨兴被剃发，套上刑具，罚为苦工。

臣司马光说：君子利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担心不能获胜。何况贾捐之利用邪道攻击邪道，如何能避免灾祸？

汉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越来越多，而塞下的飞禽走兽却几乎没有了。同时，单于足够保护自己，不再惧怕郅支单于的攻击，他的大臣大都提议北归故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北向回到王庭，散落在别的地方的部落，慢慢归属于他，匈奴于是安定。

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汉元帝提拔御史大夫韦玄成担任丞相，右扶风郑弘担任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发生了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汉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由。匡衡上疏说：“陛下身体力行，用圣德给国家开创太平道路，怜悯愚笨的官吏平民违反法禁，连续几年都有大赦，让百姓得以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实在是国家的大幸。但是，根据我私下的观察，大赦之后，违法乱纪的行为并没有减少或者停止。今天刚刚遇到大赦出狱，明天就再次违反法律，前后紧随，再次入狱，这是因为教育他们没有抓到要点。如今天下的风气，追求财利，轻视道义，喜好音乐女色，追崇豪华奢侈，亲戚的恩情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反而十分深厚，苟且结合，用身家来获取财富。要是没有从根本上使这样的情况改变，就算每年赦免一次，还是无法让刑法搁置不用。我认为，应当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的时候所用的木柱。要是朝廷的高官彼此怒视，下级官吏及百姓就会彼此争斗；上有专权弄势的人，那么下就有不谦恭礼让的人；上有刻忌好胜的辅臣，那么下就有彼此伤害的百姓；上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就有偷盗财物的百姓。这就是朝廷所表现出来的根本作用。对于统治国家的人而言，最应该慎重的是尊崇什么。教育感化之类的事，无需挨家挨户说教，也无需看到人就去劝说；贤能的人在位，有才干的人忠于职守，朝廷尊崇礼义，文武百官彼此尊敬谦让，道德的推广，从内至外，自最亲近的人开始，之后臣民才知道将谁当作榜样，日益向善，但是自己还不知道。《诗经》上说：‘商朝京城的礼仪如此威严，的确是四方效仿的典范。’如今的长安，天子的都城，天子亲自推广圣人的教化，但是社会风气却与边远地方没有什么差别，各郡、各封国的人抵达京城，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有的反倒学会了奢靡浪费；这是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育社会风气至关重要的地方，应当最先得以纠正。我听闻天与人之间，精气彼此激荡，善恶彼此推展，下面有所行动的时候，上面就可以察觉迹象，太阴变化就会地震，太阳被遮挡就出现日食，而水灾、旱灾一类的灾祸便随之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怜悯百姓，应该节省奢侈开支，考察国家制度，接近忠诚正直的人，疏远奸佞邪恶的人，进而推崇大仁大义，匡正被破坏的风俗习惯，让高尚的道德在京师首先得以弘扬，使美好的名声传到国境之外，之后广大的教化可以完成，谦恭礼让的美德可以兴起。”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提议，提拔他为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王朝崛起初始，恰巧在秦王朝战乱结束之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身背重罪，要是非要依法惩处的话，那么每一家都会遭受刑罚，因此汉高祖约法三章，大赦之令，洗净社会上的污秽与罪恶，和百姓一同重新开始，这是由当时的形势造成的。后世只知道继承祖先的制度，不懂得改变，已经和时代所需不相符合了。在惠帝、文帝时代，罪犯没有被赦免的。在景帝时代，爆发七国之乱，异心四起，奸诈百出。等到了武帝末年，赋税繁重，徭役频频，盗贼猖獗，再加之戾太子刘据的事件，巫蛊大祸，天下震动，百姓生活艰难，无所依靠。只有等到汉光武帝上台，拨乱反正之后，与之相对比，才适合赦免罪犯。

秋季七月，陇西羌族彡姐部落反叛。汉元帝召见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入殿举行会议。这时，粮食连续几年歉收，朝廷正在为此担忧，忽然又传来羌族造反的消息，韦玄成等高级官员全都震惊束手无措，没有人敢先说话。右将军冯奉世说：“羌民近在境内反叛，要是没能及时平定，就不能控制远方的蛮族，我愿意带领军队前去征讨。”汉元帝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冯奉世说：“我听闻，一个善于领兵的大将，无需进行第二次动员，所带的粮草不会超过三年所需，所以大军不会长时间暴露在荒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以前，我们多次没能正确地估计对手，大军才会遇到挫败，迫不得已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援，不但拖延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军费，并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破坏。如今约有三万叛军，依照兵法，攻击部队应该加倍，需要六万人。但是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仅有弓箭与长矛，武器不够锋利，所以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至四万人，一个月时间足以解决问题。”但是，丞相、御史、两位将军都认为：“民间正值秋收，不应该在农忙的时候多调派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去屯守，就差不多了。”冯奉世说：“不可以。天下百姓遭受天灾饥馑的袭击，士兵战马不仅瘦弱，且数量上也消耗很多，长久以来，防守和作战的训练与装备已经荒废懈怠，夷狄也没有把边塞的汉朝官员放在眼里，因此羌人才敢率先发难。如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别驻守几个地方，敌人察觉我们兵力薄弱，就不会害怕。要是我们进攻，就会受到挫折，损兵折将；要是坚守，就不能拯救边民。这样，就显露出怯懦衰败的形象。羌人就会抓住有利于他们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必定会彼此呼应，纷纷起兵，到那个时候，我担心朝廷调集四万人的兵力根本不够，花再多的钱也无法解决。所以，少发兵而耽误时间和多发兵而一举歼灭，这其中的利与害，相差万倍。”虽然他据理力争，但还是没能得到支持。最终，汉元帝颁布诏书，增派两千人的军队。因此派遣冯奉世带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带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手，抵达陇西，分别屯兵守卫三处要塞。韩昌先派两个校尉袭击羌人。羌人大规模迎战，将汉朝军队打败，杀了两位校尉。冯奉世呈上山川地图以及兵力布置分配计划，请求增派三万六千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有把握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汉元帝看到冯奉世的奏书，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汉元帝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相助。冬季十月，大军抵达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全部逃出边境。在两军还没有进行决战的时候，朝廷就又募集了一万名战士，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担任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就获悉羌族已经溃逃的战报，因此停止前进。汉元帝下诏复员，但还是留下部分部队在那里开荒屯守，守卫重要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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