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昭阳作噩（公元前48年），尽屠维单阏（公元前42年），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

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季正月辛丑日，将汉宣帝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汉元帝将王政君立为皇后，赐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元帝颁布诏令：将三辅、太常、各郡、国的公田和皇家苑囿可以省下来的费用，全都用来赈济贫民，帮其就业。财产不足一千钱的，给予或者借给他们种子或粮食。

元帝赐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的同胞弟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命他承袭平恩侯的爵号。

夏季六月，因为传染病在民间爆发，汉元帝命太官减少菜饭，削减乐府人员，减少皇家马匹，用来救济难民。

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和封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造成饥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朝廷紧急转运附近地区的钱粮用来救灾。

汉元帝以前听闻琅邪王吉、贡禹都十分通晓儒家经典，品行清廉，就派使者征召他们二人到京师长安。王吉在半路上因病去世。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汉元帝数次虚心地向他请教怎样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的君主节俭朴素，只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并没有其他的赋税和徭役，因此每家每户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帝、孝景帝时，宫女也就十几人，御马一百余匹。但是后世争相追求奢侈，越发严重。臣下也慢慢仿效。我认为：能够做到远古那样固然困难，但是也应该适当效法古代，推行节俭。如今宫殿已经建成，就没有办法了，其他的开销，可以尽量缩减。过去设立于齐郡的皇家纺织厂，每年给皇室制作的高档丝织服装，不过只有十只竹箱；而如今，齐地的这三家织造厂的工匠分别就有数千人，一年下来消耗数万钱财，而皇家饲养的御马，也已经将近一万匹。武帝时期，又广泛征集几千名美女充实后宫。等他去世的时候，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一共有一百九十种；而所有的宫女，全部被送到陵园，看守陵墓。等到宣帝安葬的时候，陛下不能提出任何节减开销的意见，臣下们也依照先例，实在是太让人痛惜了！这种风气遍及全国，娶妻纳妾，大多严重超出正常限度。有的诸侯王妻妾甚至多达数百人，豪强官吏和富民，有的也拥有数十名歌女。因此，闺房内怨女增多，单身汉也随之增加。至于庶民百姓，丧葬时将钱财当作随葬品大量埋于地下。这一过错，发自天子，全是大臣们依照先例厚葬的后果。我建议陛下，深入研究古代的道理，遵循节约的方法，大量减少御用车辆、衣服、器物的开支，至少减掉三分之二。挑选后宫中贤德的美女，留下二十人，剩下的各自送回家。凡是看守陵园且没有生育过的女子，全部遣散。御马不要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苑地，当作打猎场所。如今天下正值饥馑荒年，难道不应该最大限度减少开支，用来赈济困苦的人民，以称天意吗？上天降下圣人，是为广大百姓谋福利，不是仅仅让他自己享乐。”汉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颁布诏书：只要是皇帝很少使用的离宫别馆，无需修缮，太仆减少御用马匹，水衡削减供皇帝打猎或者观赏用的野兽。

臣司马光说：忠臣服侍君主，应该请求君主去做一些困难的事，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无需花费大力气就可以纠正；只要君主能够改正自己的缺点，那么他的优点自然就可以发扬。汉元帝刚刚即位，就向贡禹虚心求教，贡禹应当将最要紧的事放在第一位，将缓事放在第二位。犹豫不决，奸佞小人掌权，是当时最大的隐患，但是贡禹没有在这方面建议；谦虚恭谨、简朴节约，是汉元帝原本就具有的品质，但是贡禹煞费苦心，提出建议，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是他的智慧连这些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够称之为贤能！要是他明明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了。

匈奴呼韩邪单于又一次上书西汉朝廷，讲述部众生活艰难。西汉朝廷命令云中、五原两郡，运输二万斛米谷，救济他们。

这一年，西汉朝廷开始增设戊己校尉，主持原车师地区的军队屯守开垦。

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季正月，元帝到甘泉去，在泰畤祭拜天神。乐陵侯史高凭借外戚的身份掌管尚书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是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有名的大儒，他与周堪全都做过汉元帝的老师，有很深的感情。汉元帝十分信任他们二人，数次宴请接见二人，讨论历朝历代的兴衰安危，讲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举皇室出身、通晓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向担任给事中，和侍中金敞一起在汉元帝身边，纠正汉元帝的错误。四人同心协力，筹谋商议，劝导元帝推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面纠正政治上的错误。汉元帝对此十分向往，所以给予采纳。史高只不过是在高位上充数而已，因此与萧望之产生了矛盾。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期就一直掌管中枢机要，对于法令条文十分熟悉。汉元帝即位后多病，因为石显长期身居要职，还是宦官，而且没有婚姻之家，还缺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同党，精明干练，值得信任，因此就将大权托付给他，朝廷事无巨细，全部经由石显转奏，之后再由皇帝决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大臣，文武百官，没有不对他恭恭敬敬的。石显为人灵巧聪明，明白事理，总能领会皇帝藏于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心肠阴险狠毒，常常用似是而非的诡辩污蔑他人，任何一点微小的怨恨，都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与车骑将军史高彼此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常常坚持遵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看法。

萧望之等人厌恶许氏家族及史氏家族的放纵，也十分痛恨弘恭、石显的擅权，因此向汉元帝提议：“中书乃宣扬诏书的地方，位于朝廷中枢，主管机要，理应由光明公正的人去完成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玩乐，所以才改用宦官，这并非古代的制度。应该改正宦官同时担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样才与古代君主不接近因为受过刑罚而致残的人的礼制相符。”这项建议大大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弘恭、石显之间的矛盾。而汉元帝刚刚即位，谨慎谦让，不愿轻易地改变祖先的制度，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将刘向改由中朝调出，任外朝宗正官。

萧望之、周堪屡次向汉元帝推举著名儒士及出色的人才，用来当作谏官人选。会稽郡人郑朋想要投靠萧望之，因此上书汉元帝，举报车骑将军史高派其门客到各地图谋私利，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种种恶行。汉元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周堪过目，周堪提议说：“让郑朋在金马门等候召见。”于是郑朋写了一份奏记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为国家筹谋规划，是想像管仲、晏婴那样便满意了呢，还是一直忙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至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下来呢？要是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我就返回家乡延陵守护祖先的坟墓，一直到老死。要是将军重振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不分昼夜地兼听群言，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微小的力量。”于是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与他以诚相待。后来发觉他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小人，就与他断绝了来往。郑朋是楚地士人，因为失望而心生怨恨，于是就转而投向许、史家族，对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这样解释：“那全是周堪、刘向指使我做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如何能得知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上奏请汉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与汉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举报萧望之犯下的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华龙，品行极差，也想加入到周堪等人构成的派系中，周堪等没有接纳他，因此华龙也和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让郑朋、华龙两人指控萧望之等密谋废黜车骑将军史高，让汉元帝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的时候，指使郑朋、华龙递交奏章。汉元帝将这件事交付弘恭查办。当询问到萧望之的时候，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无度奢侈浪费，我希望圣上能够疏远他们，目的是为了匡正国家，并不存在什么奸邪的念头。”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党营私，彼此间称许推荐，多次诋毁朝中重臣，挑拨陛下与亲戚的关系，企图掌控朝廷，独揽大权。身为臣子是不忠，欺骗陛下是无道。请求派遣谒者将整个案件移送至廷尉。”当时汉元帝即位不久，还不知道移送廷尉就是关入大牢，因此便批准了奏请。后来，汉元帝要召见周堪、刘向，身边的人回答说：“他们已经被逮捕入狱。”汉元帝大惊说：“不是就让廷尉问话吗！”因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汉元帝说：“赶快放他们出来办公！”于是弘恭、石显就使史高对汉元帝说：“陛下即位不久，没有凭借德行而闻名于国内，反而先用法律惩处师傅。既然已将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倒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于是汉元帝颁布诏书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当过我八年的师傅，并没有其他过失。如今只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难以明断，将他的罪过赦免，收回他的前将军、光禄勋印信绶带；而周堪、刘向全部免官，贬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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