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梁不疑喜好儒家经书，乐于接待贤士，梁冀对此非常厌恶，于是调他担任光禄勋一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当时，梁胤只有十六岁，容貌丑陋，穿上官服之后更是难看，路上的人看见他这样子没有不嘲笑的。梁不疑以兄弟之间有隔阂为耻，于是辞掉官职，回到自己的宅子，与其弟梁蒙闭门在家自守。梁冀不愿意让他再跟外面的宾客交往，于是暗中派人换了衣服，去梁不疑的大门前，记下与他交往的宾客。南郡太守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刚被任命的时候，路过梁不疑家，曾经去谒见梁不疑，跟他告别。梁冀就讽示相关官吏弹劾马融在南郡贪污，并以其他的事去诬陷田明，将他们二人都处以髡刑、笞刑，流放至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死于发配的路上。

夏季四月己丑日，桓帝微服出巡，亲自来到河南尹梁胤家里。当天，大风将树木拔起，虽是白天却一片昏暗。尚书杨秉上疏说：“我听说上天不会说话，却可以用灾异来指责劝告君王。君王至为尊贵，出入皇宫都有规矩，只要是出宫，前方都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卫；只要是入宫，必先派人清宫，之后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或者庙宇里祭祀天地，否则君王的銮旗御车从不会离开皇宫。所以诸侯到臣属之家，《春秋》举例作为鉴戒，况且还是穿着先王规定的朝服，私自外出游玩，尊贵和卑贱分不清楚，威仪失去等级秩序，侍卫守护空的皇宫，天子的玺印交给妇女保管。若是有非常的变化，出现任章之类的谋反事件，上辜负先帝的希望，下则追悔莫及！”桓帝没有采纳。杨秉，是杨震之子。

京都洛阳发生旱灾，任城、梁国闹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司徒张歆被免去官职，提升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带领部队前去援救；在援军抵达蒲类海之时，呼衍王率兵退去。

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十一月辛巳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令朝廷的文武百官举荐志节高尚、不随波逐流的人才。涿郡太守举荐崔寔，崔寔抵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之时，自称身体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之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是天下所不能治理的，大多是因为人主继承太平盛世太长时间了，风俗逐渐凋敝而仍不觉悟；政令逐渐衰败却不知更改调整，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却不担心国事；有的听不进去任何劝诫，爱听假话而听不进去真话；有的没法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对和错，在歧路上犹疑不决，无所适从；所以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说话，只求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一些被疏远的臣子，即便敢说真话，却由于地位卑微而得不到采纳。所以，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奈。这实在是可悲！

“自从汉王朝建立以来，已经三百五十多年，政令已经荒废腐朽，上下懈怠，百姓怨声载道，全都企盼重新得到振兴！而且，拯救时世的办法，在于修补好裂缝，将倾斜的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举措，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会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制订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即使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别，设置的措施和制度也不尽相同，但都不会强求人们去做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也不会不做当前急迫的事情，而只是追求空洞遥远的理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让远方的人都前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能人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精简财政。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对的不同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时势，安排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却无视眼前的现实，怎么能跟这种人一起商议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多次遭受牵制和破坏。怎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知道审时度势，只是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就算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况且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概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罢了；有的人，虽然见识很广，却居名自负，妒嫉贤能，由于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愧，于是舞文弄墨，去诽谤别人提出的计策。就算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最终也会被抛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毫无办法。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之所以经常悲愤压抑而无法得到伸张的原由。

“凡治理天下的帝王，并不是都拥有最好的品德，采用严厉的手段就可以统治，采用宽松的手段国家就会混乱。为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近代孝宣皇帝知道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峻的刑法，让为非作歹的人肝胆破碎，海内清平，天下安宁，总结他的政绩的话，是要比文帝更高的。待到元帝即位时，在很多方面放宽了政令，最终使得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被夺去，于是汉王朝在他的手中奠定祸根。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能够明鉴。从前，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赞晋文公，赞许管仲。那么，孔子为何不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可以跟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更迭制度与措施，但是，庸人却苦于不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还可以用来治理政治形势纷乱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做成的斧钺——干戚之舞，便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爬树木，伸展手脚，像鸟那样翱翔高空，伸腿展翅，即便能够延年益寿，却也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嘴不断地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入清气，纵然可以使得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头。治理国家的办法，跟养护身体十分相近，平时注意营养与保护，有病时就用药物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味佳肴。假如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像是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相反，假如以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像是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恰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松放纵，就好像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一群公马横冲直撞，前方的道路又异常艰辛，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空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向前走呢！以前，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该砍去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见了这篇文章，慨叹说：“凡是君主，都应将它抄写下来，放置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司马光说：汉朝的法令已经很严格了，而崔寔仍认为很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衰败之世的君主，大多性格懦弱，愚昧平庸的辅佐之臣，只知道迁就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到君王宠幸的臣子，即便有罪，也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狡猾的刁民就算违法也不被诛杀；仁爱恩惠的施加，只限于眼前；让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无法维持。所以，崔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并不是世代通用的准则。孔子说：“为政过于宽大人民就会不在乎，人民若是不在乎，就以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厉的刑罚，那么人民感到暴虐，人民若感到暴虐，就改而施行宽大的政策。以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相互弥补，政局才能稳定。”这是不会改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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