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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纪三 翻译 第3节

三年(己酉,公元229年)

春季,蜀汉诸葛亮派遣部将陈戒进攻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领兵救援。诸葛亮亲自前往建威城,郭淮退去,诸葛亮于是攻克二郡回师,汉主又策拜诸葛亮为丞相。

夏季四月丙申日,吴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黄龙。文武百官都来朝拜,吴王将此归功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起笏板正要歌功颂德,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吴王就说:“倘若当初采纳了张公的计策,如今已经要饭了。”张昭大为惭愧,伏在地上汗流不止。吴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追封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册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

吴王任命诸葛恪担任太子左辅,张休担任右弼,顾谭担任辅正,陈表担任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衜等都作为宾客,于是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太子孙登让侍中胡综撰写《宾友目》说:“英才卓越,无人匹敌的,是诸葛恪;通达时势,见解深刻的,是顾谭;雄辩明达,言能解疑的,是谢景;学问渊博,可与子游、子夏等同的,是范慎。”羊衜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虽然才大却粗疏,顾谭虽然精明却残忍,谢景虽然善辩却肤浅,范慎虽然渊博但是狭隘。”最后羊衜因此被诸葛恪等人厌恶,以后这四人全都衰败,正如羊衜所说的那样。

吴主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通告他已即皇帝位,提议两国并尊二帝。蜀汉认为与吴国结交没有益处并且名号体制不正,应该彰显正义,断绝盟好关系。丞相诸葛亮说:“孙权心怀僭号篡逆的意图已经很久了,我们之所以不追究他薄义寡情,是因为有求于他的犄角之援。如今倘若公开断绝联盟,吴国对我们的仇恨势必加深,我们势必要转移兵力加强东部的防卫,与吴国对抗,必须首先兼并吴国国土,才能够图谋进取中原。但是吴国贤人能士还很多,文武将相和睦团结,不可能一朝平定。倘若屯兵防守,坐等师老兵疲,使得北敌得逞,并不是上策。过去孝文帝对匈奴出以谦恭的言辞,先帝宽容大度,同吴国结盟,都是权衡形势,随时应变,思考长远的利益,而绝不是匹夫的一时之恨。现在议论的人都认为孙权的利益在于鼎足之势,不能同我们合力,并且志向已经达成,没有北伐之心,如此看来,都是似是而非。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智谋与实力不够,所以以长江为界自保。孙权不能渡江北上,如同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南下,这不是力量有余而不去夺取利益。如果我们大军伐魏,孙权的上策应当是先分占魏的土地然后再作计议,下策应当是劫掠民众开拓疆域,在国内显示武力,绝不会端坐不动。即使他不动而同我们友好相处,我们北伐,没有东边的忧虑,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为了防备吴国,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仅这一点利益,也已经足够深远了。孙权僭号篡逆的罪名不宜公开表明。”于是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吴国,庆祝孙权登基。吴主与蜀汉结盟,约定将来平分天下,以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属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属汉,司州地区以函谷关为界划分。

张昭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辞去官职,交回所辖部众,改为辅吴将军,位列仅次于三公,并改封为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入朝,辞严气盛,义形于色,曾经以直言违逆旨意,后来不肯入朝。后来,蜀汉使节来到吴国,赞颂蜀汉的美德,但是文武众臣都不能将他辩倒。吴主叹息地说:“倘若张公在座,他不折服,气焰也会有所收敛,哪里能够再自卖自夸呢!”第二天,宫中派遣使者去问候张昭,接着吴主亲自接见张昭,张昭离开席位请罪,吴主跪下阻止了他。张昭坐定,抬头说:“过去太后、桓王没有将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将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是想竭尽臣子之节报答厚恩,然而我思虑浅陋,违逆了陛下的旨意。但是我以一片愚拙之心为国效劳,只是志在忠心效命罢了;如果变心,想要获取荣华富贵而巴结奉承,这是我所做不到的”。吴主辞谢。

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六月癸卯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戊申日,魏明帝追尊曹氏高祖汉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秋季七月,明帝颁布诏书说:“古礼规定,若王后没有儿子,选择庶子继承大宗,就应该继承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及私人亲情!汉宣帝继承昭帝的帝位后,追加生父皇号;哀帝以封国国君的身份即位,而董宏等竟然援引灭亡的秦国为例,迷惑当时朝廷,既尊称生父为恭皇,在京城修建祭庙,又宠信藩国妃妾,使她与长信宫的太皇太后相比,在朝廷前殿叙说亲疏远近,后宫同时并立四位太后,僭越失度没有节制,人神都不保佑,而将罪名强加给忠正规劝的师丹,这样就引发了丁太后、傅昭仪墓被王莽发掘的灾祸。从此以后,继位君王不断效法。过去鲁文公违背祭祀礼仪,这种逆祀之罪是因为夏父的诱惑;宋文公厚葬过度,大臣华元受到指责。如今我下令各公、卿、主管,深刻地将以前代所行之事引以为戒,皇室后裔中万一有以诸侯身份继承帝位的,就应该明白入嗣继承的大义;有谁胆敢用佞邪的言辞诱惑谄媚当时的君主,妄想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统的尊号从而侵犯正统,称已死的父亲为皇,称已死的母亲为后,那么,国家的重臣就要将那些奸臣诛杀不赦。这份诏书要写在金策上,藏在宗庙之中,载入国家法典。”

九月,吴主迁都建业,将旧有的宫室王府全部承用,不再增设改建,太子孙登以及尚书九卿留在武昌,命令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要务。

南阳人刘廙曾经撰写《先刑后礼论》,同郡人谢景向陆逊称颂这部书,陆逊训斥说:“礼仪先于刑法已经很久了,刘廙采用烦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如今在东宫任职,理应遵守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刘廙那样的言论,没有必要讲!”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督步骘写信,请求赐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境内的情况与各官吏的品行才能加以分析上报,并上书勉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会亲自处理小事,而是令各级官吏尽职守责,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而自己不需再操心,不出庙堂即可治理天下。所以任用贤人,能够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英明杰出的人才,是国运兴衰的关键。希望太子明晓重视这事,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最大幸运了!”

张纮回到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生病亡故。临终之前,将遗表交给儿子,遗表上说:“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全都想修行德政来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使德化远播,其原因并不是没有贤能的忠臣辅佐,而是因为主上不能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向容易,喜欢与自己相同的意见,而厌恶不同的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恰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犹如登山,从恶犹如山崩’,这是比喻为善的艰难。君王承袭祖辈累积的基业,拥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拥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得到赞扬带来的欢乐,无须听取别人的意见,而忠义之臣所提出难以听从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论,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应该如此吗!君王疏远忠臣就会出现裂痕,巧舌之人趁机离间,君王被这点小小的忠心搞得意乱情迷,迷恋于私人情感,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与任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私情作怪。所以圣明君王明察此情,如饥似渴地寻求贤能,不加厌烦地接受规劝,压抑私情,损减私欲,以大义割舍下私情,那么上面没有偏颇不公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主读着这封遗书,热泪横流。

冬季十月,魏将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次遇到判决重大刑事案件,经常前往听讼观临听。当初,魏文侯师李悝著有《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了里面的思想得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曾增删,错杂无常,后人又各自逐章逐句注解,有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等到到了魏,能够适用的共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使阅读更加困难。明帝于是下诏,只采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对于国家非常珍贵重要,但是人们私下议论时却轻视它;监狱官吏,掌管着百姓的性命,但任用的人却品行卑鄙。国家的败坏,未必不会出于这一缘故。请求设置法律博士。”明帝采纳了他的提议。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订删减汉朝法规,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计一百八十余篇,虽然比《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是比其他附属法令精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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