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匡辅君王，在灾异发生时加以劝诫警告，发自于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到他一定要变更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明帝非常痛恶那些华而不实的人，下诏令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推举人才时，不要只录用有名之士，名声如同在地上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答复说：“依据名声选拔，不足以获得奇异的人才，但是可以获得寻常的人才；寻常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能出名，不应该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辨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员的职责又是依据名次按常规授予官职，只有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了。古代凭借上奏陈事考察言谈，凭借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弛，只是依据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与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命令散骑常侍刘卲制定考课之法。刘卲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商讨。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法，条例已经非常完备了。自周康王以后，逐渐废弛，这就说明考课之法可否保持完全在于人的掌握。到了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啊！现今军队或聚或散，增加减少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起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官，伊尹在商朝称臣，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倘若大臣们能够尽到各自的职责，作百官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敬地尽职尽责，这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每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的确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朝代，考绩的办法没能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的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实在认为这是因为考核的原则只可以粗略地依凭，而难以详细规定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只有恶人，而没有恶法。’倘若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就不必依靠后稷、子契的辅佐了，商朝、周朝也不会认为伊尹、吕尚的辅助有可贵之处了。如今主张考绩的人，陈列了周朝、汉朝的所著所为，著述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彰显了考课的要旨。期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辞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政绩，我认为还不足以尽善。试图让州、郡举办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取得了实际效果，然后举荐，经由官府考试征用，担任地方官吏，依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就地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官员一旦被任职就应当使他们的身份显贵，听取他们的建议，命令他们分别制定州郡官员的考核办法，切实施行，建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实施必行的惩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以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针对他们的职务加以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边议论治国之道；内职大臣，经常弥补君王的疏忽与过失，即使很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即使很小的过失也要纠正。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一盏明灯绝不能将每个角落都照亮；所以君王犹如头脑，大臣犹如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存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称廊庙所需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木头就能支撑的，帝王的宏伟事业，绝不能只依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依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令天下太平和乐呢！即便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的罪过，而为国尽节的官员，也处于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竖立起来，暗地里议论却俨然成风，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丝毫作用，何况世俗的寻常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责，治理百姓，管理财物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依据官职考察官吏的实际成绩，依据规章进行督促核查，是治国的细枝末节。不抓根本大纲而紧抓细枝末节，不重视国家的大政方针，而先行制定考课之法，恐怕很难区分贤人与愚人，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议论了很久都不能决定，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司马光评论说：治理国家的要旨，没有比任用人才更加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是圣贤都觉得困难的事情。因此只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称赞，于是个人爱憎竞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则巧诈横生，导致真伪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罢了。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是否有才能就会一清二楚地显现在眼中，无法逃避。

倘若不公正、不分明，那么考课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蒙骗的机会。

为什么如此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发于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迹象。自己的内心都没有治理好，却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困难吗？居上位者，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不因亲疏贵贱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改变心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则只需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想要了解谁是执法的人才，则只需看他断案穷尽真伪，使人不会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执法的人才；想要了解谁是理财专家，则只需看他能使仓库盈实，百姓富裕，那他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才；想要了解谁是治理军队的将领，则只需看他战必胜、攻必克，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的人才。至于文武百官，没有不是这样的。虽然要采纳别人的建议，但还是要靠自己来决断，虽然考核要参看实际表现，但还是要靠自己的内心来审察，探讨真情而斟酌适宜与否，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传，怎么可以预先制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有的人因是皇亲贵戚，即使没有才能却仍然被任官授职，有的人由于关系疏远出身卑微，虽然为人贤明有才华却仍然被排斥；为当权者所喜好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为当权者所恼怒讨厌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参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泛而不能觉察。就算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书，又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

有人说：君主治理国家，大到天下，小到一个封国，内外的官员数以千计，要一一考核任免，怎么能不委任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答案是：当然不是这样。居上位者，不单单是君王而已。太守位居一郡之上，刺史位居一州之上，九卿位居属官之上，三公位居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采用这个办法考核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核任免公卿、刺史、太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的，京房、刘卲只是加以陈述和修订而已，怎么可以废弃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的时间很长，所任之职也非常专一，设立法规宽泛，完成的期限长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没有取得成绩，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直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边远地区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卲的办法，考核官吏一粒米一粒盐那样琐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原本就有名同而实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只在唐尧、虞舜时才能施行，而在汉、魏时不能施行，是因为京房、刘卲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枝末节的缘故。

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选拔、举荐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刘邦遇见亡虏韩信，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姜子牙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都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规，一定要考试之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是这样的。你想要将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将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喜好不同于常规的举动，开启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导致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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