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正月，王基、州泰进攻吴国军队，都取得胜利，投降的有几千人。

二月，任命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

夏季四月甲申日，任命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壬辰日，实行大赦。

太尉王淩听说吴人占领了涂水地区，想要借此发兵攻打，于是严加整顿各路军队，并上表请求讨伐吴军；但是朝廷没有批准。王淩派遣将军杨弘将废立君主的打算转告给兖州刺史黄华，但是黄华、杨弘却连名将此事报告给司马懿，司马懿便率领中军乘船走水路前往讨伐王淩，先下达赦免王淩的命令，然后又写信告诉王淩，不久大军突然抵达百尺堰。王淩自知大势已去，于是乘船独自出去迎接司马懿，派佐官王彧前去谢罪，送去官印、符节和斧钺。司马懿的军队抵达丘头，王淩反绑双手在背后，面向司马懿，跪立水边，司马懿依照诏书旨意让主簿给他松绑。

王淩已经得到赦免，加之依仗与司马懿是故交，也就不再猜疑，径直乘小船想要靠近司马懿。司马懿派人拦阻他，将船停在淮河中间，与司马懿的船相距十余丈。王淩心知这是因自己有罪而见外，于是远远地对司马懿说：“你就算随意写封书信召我，而我又怎敢不来，没想到你竟然率领大军前来！”司马懿说：“那是因为你不肯追随写信之人的缘故。”王淩说：“你辜负了我！”司马懿说：“我宁愿辜负你，也不能辜负了国家！”于是派遣步兵、骑兵六百人遣送王淩从西路回京师洛阳，王淩向司马懿索要棺钉，借以试探司马懿的意图，结果司马懿真的命人给他棺钉。五月甲寅日，王淩走到项县，终于服毒身亡。

司马懿抵达寿春，张式等人都自首了。司马懿严酷地将这件事追究到底，把每个有牵连的人都夷灭三族。挖开王淩、令狐愚的坟墓，劈开棺材，让尸体暴露在附近的城镇三日，烧了他们的官印、绶带、章服，最后将他们裸葬于地下。

当初，令狐愚还是平民百姓时，常胸怀高远之志，众人都认为令狐愚一定能够使令狐家族兴盛。只有同族的父辈弘农太守令狐卲一人认为：“令狐愚性情豪爽不受约束，不修养德行而志向高远，一定会令宗族覆灭。”令狐愚听了，心中非常不满。等到令狐卲担任虎贲中郎将时，令狐愚官位已经多次升迁，他在所任之处都很有名望。这时令狐愚从容地对令狐卲说：“过去曾听您说我不能继承宗族，如今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令狐卲只是长久地注视着他并未回答，但却私下对妻子说：“令狐愚的性情度量仍然和以前一样。以我来看，他终究会令家族败亡，只是不知我能否活到受连累的那天，或许你们会赶上。”果然令狐卲死后十余年，令狐愚的家族被诛灭。

令狐愚在兖州时，征召山阳人单固为别驾，与治中杨康同为令狐愚的心腹。等到令狐愚死后，杨康应司徒的征召来到洛阳，泄露了令狐愚秘密谋划之事，令狐愚因此败露。司马懿到达寿春，见到单固，问他：“令狐愚反叛了吗？”回答说：“没有。”杨康举报的事情，与单固有牵连，于是逮捕了单固及其家属，都绑送到廷尉，拷问了几十次，单固都坚持说没有。司马懿逮捕了杨康，令他与单固当面对质，单固辞穷，于是辱骂杨康说：“你这老奴！既辜负了使君，又灭我家族，难道你能活吗！”杨康起初还希望自己能被封侯，后来因为供词有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也被判斩首。临刑前，他们一同出狱，单固又大骂杨康说：“老奴！你活该受死。倘若死者有知，你将以什么面目在地下行走！”

诏令任命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元。

六月，赐死楚王曹彪。又逮捕了诸王公并安置在邺都，派有关的官吏监察，不准许他们与人交往。

秋季七月壬戌日，魏国皇后甄氏去世。

辛未日，任命司马孚为太尉。

八月戊寅日，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去世。诏令任命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担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当初，南匈奴人自称他的先祖本是汉室的外甥，于是就冒充刘氏。太祖曹操把单于呼厨泉扣留在邺都，将他的族人分成五部，居住在并州境内。左贤王刘豹，是单于於扶罗的儿子，担任左部统帅，所统领的部族实力最强。城阳太守邓艾上书说：“单于在内地，羌人无人统治，分分合合没有主脑。如今单于的威严逐渐衰弱，而外地的威势日益加重，因此对胡人就不可不严加戒备。听说刘豹的部族中有叛逆的胡人，可以趁着叛乱将其部落分割为二，以分散刘豹的势力。去卑的功绩显赫于前朝，但他的儿子却没能继承父业，应该加封他的儿子显赫的名号，让他居住在雁门。分裂他们的国家，削弱敌寇，追录他们往日的功勋，这是防御边境的长久之计。”又进言说：“羌胡之人与百姓杂居在一起，应该逐渐把他们分出去，让他们居住百姓编户之外，以便推行礼义廉耻的教化，阻塞奸邪作乱之路。”司马师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吴国立节中郎将陆抗屯守在柴桑，前往建业治病。病愈将要回去之时，吴主流着眼泪与他分别，对他说：“我过去听信谗言，对你父亲在君臣大义上没有做到真诚纯厚，所以也有负于你；我前后诘问你父亲的诏书，全都焚毁消灭，不会再让人看到了。”

这时，吴主已经醒悟太子孙和是无罪的，冬季十一月，吴主祭祀南郊，回来后得了中风病，打算召孙和回来；但是全公主及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等坚持争辩说不能让孙和回来，于是没有召回。

吴主因为太子孙亮年幼，商讨可以托付国事之人，孙峻举荐大将军诸葛恪，认为他可以托付大事。吴主嫌弃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说：“当今朝廷大臣的才能，没有能赶得上诸葛恪的。”于是就召诸葛恪到武昌。诸葛恪临行之时，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现在正是多难之时，希望你每决定一件事前先想十次。”诸葛恪说：“过去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只需思考两次就可以了。’而您却让我思考十次，这明显是认为我才能低劣！”吕岱无言以对，当时之人都认为他失言。

虞喜评论说：接受管理天下大事的委托，是最重的担子；以人臣的身份行使君主的权威，是最难的事情。一身兼任这两件事而日理万机，能够胜任的人极少。吕侯是国家的元老，经过深思熟虑，才以十思告诫他，却被认为是说他才能低劣而遭受拒绝；这是诸葛恪的疏漏，不具备机敏灵慧的地方！如果顺着十思的思想行事，广泛地征询了解当时社会的事务，听闻善言比雷声还迅速，采纳谏议比刮风还急，岂能丧身殿堂，死在凶恶小人的刀刃之下！世人看重他突出的辩才，欣赏他仓促之间的应对，而齿笑吕侯无言以对的浅陋，却不忧虑安危、不思索始终；这是只喜欢春天草木的繁华，而忘记秋天果实的甘甜爽口。过去魏人伐蜀，蜀人抵抗，精兵整装待发，而费祎却正在与来敏下棋，没有丝毫厌倦之意。来敏认为他一定能打败敌人，这是说他内心已经制定了高明的策略，因而外表毫无忧惧之色。况长宁认为君子大事临头就恐惧，善于谋划才能成功，蜀虽然是蕞尔小国，而且大敌当前，其所谋划的只能是坚守或者交战，怎能过于自负自傲，安然自如而没有忧患之意呢！这就是费祎的性情宽厚简慢，不提防细微之处，所以最终被投降的郭偱所害，这难道不是凶兆见于彼而灾祸成于此吗！过去听说长宁鉴别文伟，而如今看到诸葛恪拒绝吕侯，两件事大体相同，都足以成为后世的借鉴。

诸葛恪到达建业，在吴主卧室内拜见吴主，在床下接受诏命，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孙弘兼任少傅；诏令有司各种事务一概听命于诸葛恪，只有生杀大事，事后需要报告。并为他制定了群官以及各部门拜见的礼仪，各有不同的规定。又任命会稽太守北海郡人滕胤担任太常。滕胤是吴主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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