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屠维作噩（公元289年），尽著雍郭牂（公元298年），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己酉，公元289年）

夏季四月，太庙竣工。乙巳日，举行祫祭典礼。实行大赦。

慕容廆派遣使者来晋朝请降，五月，晋武帝下诏封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探望何龛，持士大夫的礼节，用幅巾裹发，身穿单衣，来到门口；何龛却陈兵会见他，慕容廆于是又换上军服进了门。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慕容廆回答：“主人不依礼节接待宾客，客人何苦要守礼呢？”何龛听了他的话，心里非常惭愧，并深深地敬重他，认为他不同寻常。此时，鲜卑的宇文氏、段氏的势力十分强大，多次侵犯劫掠慕容廆，慕容廆无奈，十分恭敬地送上丰厚的钱财，侍奉他们。段国单于段阶将女儿嫁给慕容廆，生下了慕容皝、慕容仁和慕容昭。慕容廆因为辽东地处偏僻遥远之地，于是迁移居住到徒河的青山。

冬季十月，恢复了明堂以及南郊五帝的牌位。

十一月丙辰日，尚书令、济北成侯荀勖去世。荀勖文思敏捷，善于揣摩人君的心思，因此能长期获得皇帝的宠爱。他一直在中书省任职，专门管理机密要事。后来他升任尚书令，心里却非常惆怅。有人向他祝贺，他说：“夺去我的中书省，有什么值得各位祝贺的呢！”

晋武帝沉溺于声乐和女色，以至于得了疾病。杨骏嫉妒汝南王司马亮，将他排挤出朝廷。甲申日，任命司马亮担任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掌管豫州诸军事务，镇守许昌；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掌管关中诸军事；封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掌管荆州诸军事务；封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掌管扬、江二州诸军事务。以上各王，都持符节去他们各自的封国。封皇子司马乂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封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又封淮南王之子司马迪为汉王，楚王之子司马仪为毗陵王，迁扶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封司马畅之弟司马歆为新野公。司马畅，是司马骏的儿子。封琅邪王司马觐之弟司马澹为东武公，司马繇为东安公。司马觐，是司马伷的儿子。

起初，晋武帝将才人谢玖赐予太子，生下皇孙司马遹。皇宫曾在夜间失火，当时晋武帝登上高楼观望，司马遹年方五岁，他牵着晋武帝的衣襟走到昏暗的地方，说：“夜间仓促，应当防备突然发生的变故，不能让人主站在亮处，让别人看到人主。”晋武帝因此认为司马遹不同凡人。晋武帝曾经当着群臣赞扬司马遹像晋宣帝，所以天下的人都归附仰仗他。晋武帝清楚太子没有才能，但是因为知道司马遹聪明有才，才没有废黜太子的想法。晋武帝又采纳王佑的计谋，分派太子的同母弟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镇守要害地区。晋武帝又担心受到杨氏的逼迫，于是再次任命王佑担任北军中候，掌管皇帝的亲兵。晋武帝替皇孙司马遹遴选辅佐的属官，因散骑常侍刘寔志向高洁，节操清廉，被任命为广陵王司马遹的老师。

刘寔看到时下之风喜好趋附，缺少廉洁与谦让，于是写了《崇让论》，建议第一次被授予官职、递交谢表的人，一定要推贤让能，才能够让他通过。如果有空缺的官职，那么就要挑选平素为人谦让最多的人来担任。他以为：“人性若是争斗起来的话，就要毁谤胜过自己的人；人性如果谦让，就会竞相举荐胜过自己的人。所以如果世俗争斗，就难以区分优劣，如果世俗谦让，那么贤明有才智的人就会显露出来。在当今这个时代，能够退身修养自我，谦让的人就会逐渐增多，谦让的人多了，即使想守着贫贱不出仕，也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奔走趋附想让别人谦让自己，这就和想向前走却向后倒退一样。”

淮南相刘颂上疏说：“陛下对刑法和禁令宽容放任，这种局面是平时日积月累形成的，想要改变，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就能用公正的法令治理下民，这确实需要等待时势所宜的机会。然而至于矫正世俗，匡救时弊，则应该缓慢前进逐步走向清廉整肃；这就好比行船，虽然不能径直横渡急流，但是应该慢慢地随着水势往前走，逐步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前进，最后能渡过河去。

“从泰始以来，将满三十年，各项事业并没比过去更加兴旺，凭借陛下的明达圣哲，尚不能够纠正衰乱时代的弊端，以恢复最初的兴隆，传给后世，这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后世基业或许不安稳，那么忧虑与责任也还是在陛下。

“我听说为国家考虑，没有比分封亲属与贤能之人更好的办法了。然而应当考察、衡量事情发展的趋势，使诸侯以正义为行动原则，其力量足以护卫京城；如果他们包藏祸心，那么他们的势力也不足以单独有所作为。将这件事情整治好是非常困难的，陛下应该与通达古今的人一起共同深入筹划这件事情。周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就会被诛杀、流放，但其爵位却不会断绝；汉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或者没有后嗣，那么他的封国也就随之消亡了。现在应该遗弃汉代的弊端，沿袭周代的旧制，那么下面的郡国巩固上面的朝廷也就安稳了。

“天下广阔，事物万千之多，而君主却极少，宛如天空与太阳，因此圣明的君主施行教化，使自己能把握根本，将事务托付给手下去处理，这并不是厌恶劳作而贪图享乐，实在是因为国家的体制适合这么做。做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区分事情做得好还是不好，是很难断定出来的；等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能够显示出成功与失败，这时候再去判断功劳与罪过就十分容易了。如今陛下常常是在开始的时候精心构建却在结束的时候忽略对结果的考察，这就是治理的功效之所以不完善的缘由。人君如果真的能够处于平易而把握根本，在成功或失败之后考察功劳与罪过，那么手下的官员们就无处可以逃脱奖赏与惩治了。

“古时候六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冢宰统领众官和各类事务。秦、汉以来，九卿职掌各司，由丞相总领。如今事情都由尚书决断，下属官员奉行成规，同古时候的制度相比，尚书的事务过于繁重。可以把众多的事情交付给各官署办理，使各官署有权专门负责。尚书统领大纲，职责如同丞相，年终考查功绩，校阅簿籍，施以奖赏、惩罚罢了，这样就可以了。如今动辄接受上面下达的现成决定，上面如果有失，就不能责怪下属，等到年终，不能在政绩上有所建树，也弄不清谁应该承担责任。

“细小的过失、荒诞的言行，这是人的本性之中难以避免的，但是全都依靠刑法来矫正，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人的立身之地了。近些年以来，担任监察的官员们大多不去监管根本大事，只是抓住细小的过失不放，这大概是出于恐惧、躲避豪强却又担心荒废了职责，因此就谨慎地将法令制定得更加周密，以搜罗细微的过错，使得揭发罪行的文状连续不断，表面上看是为公事尽职，实则扰乱了法规。因此圣明的君王对那些细密琐碎的公事没有兴趣，而一定要过问那些揭发凶恶、奸诈的大事的奏章，那么有损国家政事的奸邪之人，自然就被抓住了。创建基业的功勋在于发布政令，制定规章，使遗留下来的风气能够使后人有所寄托，遗留下来的功业能够匡救年幼软弱的后人，使其能够倚仗前代制定的法规，哪怕是昏庸的人，也仍然能够做出明智的事情，哪怕是愚蠢无知的人，也如同聪慧的人，使后人足以得到帮助。

“至于那些修饰官署的事情和各种劳役，通常是因为过分而成为一种伤害，这种事情不用担心不能发动起来，这种事情，即使到了将来，不需要陛下下令也能办成。如今的问题在于，对于不着急办的事情抓得很紧，办得勤恳，但却损害了所倚仗的根本，我私下认为有点过分了。”这些意见晋武帝都没有采纳。

晋武帝诏令刘渊担任匈奴北部都尉。刘渊不重视钱财，喜欢施舍，诚心与人交往，匈奴五部的豪士俊杰以及幽州、冀州的名儒，很多都去投奔、归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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