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主将要去东部巡视，冬季十月，诏令太宰常英在辽西黄山兴建行宫。

十二月丁亥日，孝武帝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二年（戊戌，公元458年）

春季正月丙午朔日，北魏下达禁酒令，酿造、贩卖、饮用的人都要斩首；有吉凶之礼时，允许解禁，但有日期限制。北魏主拓跋濬因为官员和民众经常因为饮酒导致打斗以及议论国家政事，所以下达禁酒令。北魏增设内外候官，监察各曹以及州、镇，有时还换上平民的衣服混杂在官署附近，来察访百官的失职之处，有关部门将会严厉查处，通过审问拷打使其屈服。百官收受赃物达到二丈丝帛的都要斩首。又增加七十九章法律条文。

乙卯日，北魏主前往广宁温泉宫，顺便巡视平州。庚午日，他抵达黄山宫。二月丙子日，他登上碣石山，观看茫茫大海。戊寅日，他又南下前往信都，在广川狩猎。

乙酉日，刘宋朝廷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丙戌日，刘宋建平宣简王刘宏因为生病被解除尚书令的职务。三月丁未日，刘宏病逝。

丙辰日，北魏高宗拓跋濬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这时，给事中郭善明生性狡诈，劝说文成帝拓跋濬大规模兴修宫殿。中书侍郎高允进谏说：“太祖开始建立都城，将要建造宫室时，一定会利用农闲征用民力。况且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用来举行朝会，西堂、温室足够用于宴饮和休息，紫楼足够用来登高远眺。即使要扩建宫室，也应该逐步完成，不能仓猝动工。现在估计服役人数将会达到两万人，用老弱的人供应饭食，还要增加一倍，约定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是四万人所产生的费用，是能够计算出来的吗！这是陛下所应该留心的事情。”文成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高允喜欢直言进谏，朝廷有不得当的事情，他总是请求进见，文成帝经常屏退身边的侍从和他单独商谈。有时从早到晚交谈，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出来，群臣都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有时高允言辞激烈，文成帝听不下去，命令近侍把他搀扶出去，然而始终对他很信任。当时有人上书激烈直率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以后，对群臣说：“君主、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写下来当众劝谏他呢？而私下在内室劝谏，这难道不是不想让他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吗！至于事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主有过失，不能当面陈述，却要上奏表公开劝谏，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在外，显示他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情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忠臣。我有过错，他没有一次不是当面指出的，甚至有些话是我难以接受的，高允都没有回避。我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是忠诚吗！”

和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都做了大官，被封为侯，部下官至刺史、二千石的也有几十上百人了，可是高允担任著作郎二十七年从没升迁。文成帝拓跋濬对群臣说：“你们虽然每天手持弓弩刀剑站在我身旁，只是白白地站着罢了，从没有一句话匡正我的过失。只是在看到我心情喜悦时，请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都没有功劳却位居王公之列。高允执笔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了，贡献不小，现在只不过是个郎官，你们不感到羞愧吗！”于是他任命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百官没有俸禄，高允经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以供家用。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陛下的恩宠，但是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您为什么不早说？现在他被我重用，才告诉我他家境贫寒吗！”当天，文成帝来到高允家中，见到只有几间草房，家里人盖布被，穿旧丝袍，厨房里只有一些盐和青菜罢了。文成帝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辞让，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器重高允，经常称他为令公而不直呼姓名。

游雅经常说：“前朝史书称赞卓子康、刘文饶的为人，心胸狭隘的人不相信这些记载。我和高先生相处四十年，从没见过他把喜怒哀乐显现在脸上，我才知道古人的记载不是假的了。高先生内心文采飞扬而外表温和柔顺，他说话迟钝不善言辞。以前崔司徒曾经对我说：‘高先生博学多才，是一代俊杰，他所缺乏的，只是刚强的风骨罢了。’我也这样认为。等到崔司徒获罪，源于一些细微的小事，皇上亲自审问时，崔司徒吓得声音嘶哑大腿发抖，快要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伏在地上冒出冷汗，都面无人色。只有高先生一人详细地叙述事件经过，阐述是非曲直，言辞清晰而有条理，声音高亢而宏亮。主上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为他担惊受怕的，这难道不是刚强的风骨吗！宗爱正在当权，威慑四方。他曾经召集文武百官到都坐议事，王公以下官员都小步快走到庭院遥望叩拜，只有高先生走上台阶拱手鞠躬行礼。从这件事上看，汲长孺可以躺在床上会见卫青，有什么不可以行对等礼节的呢！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风骨吗！人本来就不容易完全了解，我已经看错了他的内在品德，而崔司徒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气质，这就是管仲对鲍叔的死感到万分悲痛的原因。”

乙丑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夏季四月甲申日，孝武帝刘骏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权下放给群臣，六月戊寅日，他分设两名吏部尚书，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又裁撤五兵尚书一职。

当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人选的门第要求很高，和侍中没有差别。后来这一官职的工作变得清闲，选用的人门第逐渐降低。皇上想要提高这一官职人选的门第，就任用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选曹的地位很重要，常侍的工作很清闲，如果只是改变名称而不授予实权，即使主上想要提高其地位，人心又怎么能够转变呢！”不久散骑常侍的地位再次降低，吏部的尊贵却没有改变。孔觊，孔琳之的孙子。王彧，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人为官的困难，古代圣王说过这个问题，这是由来已久的了。周朝的礼仪，从学校开始培养人才，让他家乡的人加以评论，再向六官报告，然后举荐给朝廷。在汉朝时，各州郡储备有才能的人，五府长官任命他们为属吏，三公负责考察他们的得失，再由尚书台向天子奏报。选拔一个人，经历很多人的考核，所以选用的人才能够称职，很少有失败的事情。魏朝、晋朝改变了这种做法，失误的事情特别多。有人相貌忠厚而城府很深，内心险恶如同溪谷沟壑，听其言而观其行，还是担心不能全面了解。况且是现在要考察成千上万的官员，只凭偶尔见过一面，上百名的属吏的任用，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从此吵闹着求取官职的风气就盛行起来，不能加以制止。求取官职而追求财力，再加上对上谄媚而对下轻慢，再也没有廉洁知耻的风气，谨慎宽厚的操守，官吏邪恶朝政败坏，不能加以约束，即使让龙担任纳言，让舜治理国家，想要使百官的善恶得以辨别彰明，也不一定能做到，何况是后世选人为官的人呢！孝武帝虽然把选官职权一分为二，但是不能恢复周朝、汉朝的善政，朝三暮四地更改名称，这不是更加平庸了吗！

丙申日，北魏主拓跋濬在松山狩猎。庚午日，他前往河西。

南彭城平民高阇、僧人昙标妖言惑众，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阴谋叛乱，拥立高阇为皇帝。事情败露，甲辰日，他们都服罪被杀，被处死的有几十人。于是朝廷下诏裁减僧人数量，颁布各种禁令，严格加以惩处，除能够严守戒律苦心修行的之外，其余僧人都要还俗。可是很多尼姑经常出入宫廷，这项制度最终没有能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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