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壬寅，公元642年）

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学，司马苏勖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之。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泰月给逾于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会，与王者共之。庶子虽爱，不得逾嫡，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也。若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矣。昔汉窦太后宠梁孝王，卒以忧死。宣帝宠淮阳宪王，亦几至于败。今魏王新出，宜示以礼则，训以谦俭，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上从之。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为：“陛下爱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尝居之，时人不以为可。虽时异事异，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几致此误。”遽遣泰归第。

辛未，徙死罪者实西州，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轻重为年限。

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以兼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

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六月庚寅，诏息隐王可追复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谥并依旧。

甲辰，诏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以为：“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爱民，皆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况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恶其书，令户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马箠击之，几毙。

秋七月戊午，以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

八月丁酉，上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上闻而恶之，谓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为太子太师。徵疾少愈，诣朝堂表辞，上手诏谕以“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徵乃受诏。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貂皮三万八千，马脑镜一。

癸酉，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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