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请求以布帛缴纳两税，不再折合金钱计算。大略是说：“凡是国家的赋税，一定要衡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各地的土地条件加以制定，所以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棉和各种谷物而已。先王害怕物价贵贱失衡，而人们以物易物缺少标准，又制定了货币制度以便控制物价高低，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必须以此为依据进行调节。因而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掌控，不能将其委任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和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而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发行的。所以我朝颁布的法令中，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百姓铸造钱币而以钱币缴纳赋税的规定呢？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从前的制度有很大不同，两税法只是通过估算财产多少，来规定征税的级别，再以钱币和谷物确定税收的数额，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有很大不同，但朝廷只算计如何方便有利地获得税收，而不考虑民众纳税方式的难易程度。官府所征收的物品并不是百姓生产的物品，百姓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百姓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不生产的物品，而减价卖出他们所生产的物品，这样一增一减，其中的亏损已经非常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年所缴纳的绢帛布匹总额，跟现在的时价作比较，物价偏低就加价，偏高就减价，酌情取其中间值，然后计算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再折算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所以从土地里索取物产应有限度，使用物产应有节制，才能保持常年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物产的丰饶与歉收是由上天决定的，使用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衡量收入情况以制定支出计划，即便遇到灾难，百姓也不会困顿窘迫。政治和教化衰败以后，便与此恰恰相反，即是衡量支出情况以制定收入计划，根本不体恤百姓的实际情况。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却还有剩余，这说明国家财用的盈余与亏损，全在于是否节制而已。”

第三条，论述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增收赋税，广辟农田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大略是说：“担任长官的人很少有推广忠恕之道、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的，有秉公尽责、为国献身这种情意的也很少，他们交替着给百姓施以小惠，竞相引诱奸民，将与相邻州道的互相排挤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与聚集逃犯视为政治教化，由外地迁至此处的人们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除赋役，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给予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始终不曾迁徙他乡的人们，所加予的徭役却日益繁重，赋税日渐增多。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游手好闲的人们负担徭役与赋税，这与驱逐人们辗转流徙，教导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因为地方长官缺少宽宏通达的见识，各自对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所导致的啊！”他还说：“设立法规治理人民，时间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端，掌管法规的人如果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奸巧诈伪便会萌生，并时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章程。如果在所管辖的区域内，人口日益繁盛，百姓日渐富有，在完成规定的税收额度之后仍有剩余，便听任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根据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成绩的等级。在所管辖区内，能使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便列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列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列为再次一等。如果有很多人口流离迁徙，而在现存户口上加重税收，考查成绩就列为劣等，其惩罚办法也对照上述办法分级加以惩罚。”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太过紧迫。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建立国家，是为了教养百姓；要百姓纳税，是为了供给国家。贤明的君王不会为了丰厚的税收而伤害到所养的百姓，所以一定先办好人们的事情而后才能借用人们的余力，一定先使每家都富足起来而后再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刚开始养蚕，就让他们缴纳丝织品的税收，农事还没结束，就要征收谷物的田租。由于上级长官的限令严苛，下级官吏的欺凌残暴也就愈发紧迫，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急于出售物品，因而要损失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到处借贷，要付出加倍的利息偿还。希望可以再详细谨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第五条，请求以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防备水灾旱灾。大略是说：“古时国家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全体官宦百姓计算在内，不是只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籍的百姓算在里面。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概可以获得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将这笔钱用作粮食储备，恰巧跟以前的旨意相符合。”

第六条，论述兼并土地的人家，私下征收的赋税比官府的征税要繁重。大略是说：“如今京城周围地区，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竟有每亩多达一石的，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归国家所有，耕地种庄稼是农夫的行为，然而兼并土地的人，居然从中受益。”他又说：“希望对被占的田地，事先要制订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地的租价，务必使贫苦的人获得好处。法令可贵的是实行，不可以苛虐百姓，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以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以惩戒违法者，要稍微损伤富裕人家的利益，而稍微提高贫苦人家的收入，既要使富裕人家没有太多损失，也使得对贫苦人家的照顾足以救济穷困，这就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好办法，这是不可舍弃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