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衰落之后，诸侯国中的暴君和贪官污吏，忽视了先王制定的制度，井田制遂遭到破坏，官员们横征暴敛，王室的政令不行，欺上瞒下，公田无人管理。鲁宣公（公元前608－前591年）时期，开始实施“初税亩”。《春秋》中对此进行讥讽。此时的国家治理已经是上贪下怨，灾害频发，祸乱横生。

这种对井田制的破坏，一直延续到战国，诸侯国间崇尚的是阴谋诡计，鄙视的是仁义道德，大家所追求的，首先是富有，其次才会想到礼让。在当时，李悝为魏文候制定充分利用地力的政令，李悝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共有九万顷的面积，除去山丘、湖泊、城邑、住宅占去三分之一，还剩下六百万亩可以作为农田，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地可以多收获三斗粮食，缺乏精耕细作，则少收获三斗粮食。方圆百里的地方增减平均下来，可以收获粟米一百八十万石。李悝说：粮食太贵则会伤害民众，粮食太贱又会伤害农民；民众受到伤害，买不起粮食就会逃离国家；农民受到伤害，就会失去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因此而会陷入饥困。粮食无论太贵还是太贱，均会造成一方面的利益受到损害。善于治理国家的国君，要让民众不受到伤害，同时还要兼顾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现在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种植一百亩农田，每亩地一年收获一石半，一共收获粟米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税十五石，剩余下一百三十五石。全家吃饭，每人每月一石半，五口人一年共用去粟米九十石，还剩余四十五石。每石三十钱，可以得到一千三百五十钱。除去各种祭祀的花费，用去三百钱，还剩下一千零五十钱。五口人的穿衣，每人要用去三百钱，五口人一年需要用去一千五百钱，不足的部分还差四百五十钱。假若家中不幸有人患病，或者殡殓丧葬，需要付出费用，还要缴纳国家的赋税，这些还没有计算在内，农民就会感觉到生活艰难，因此农民不愿意种田。种田的人数少了，粮食价格就会变得昂贵。要掌握粮食价格的平衡，须注意粮食收获的丰歉。一般来说，粮食收获有上中下不同的年景。大丰收年的收成可以增产四倍，剩余粮食四百石；中等丰收年的收成可以增产三倍，剩余粮食三百石；小丰收年的收成可以增产一倍，剩余粮食一百石。荒年粮食的收成只有一百石；中等荒年，粮食的收成只有七十石；大饥荒年，粮食的收成只有三十石。在大的丰收年，官府要收购农民手中四分之三的存粮；中等丰收年，官府要收购农民手中二分之一的存粮；小丰收年要收购农民手中一百石的存粮。农民手中存留下适当的余粮，粮食价格就会稳定下来。小荒年官府要向市场抛售相当于小丰收年收进的粮食，中等荒年抛售中等丰收年收进的粮食，大饥荒年抛售大丰收年收进的粮食，由国家掌控粮食价格，即可以使粮食价格保持稳定。即使遇到水旱灾荒饥馑的年景，民众也不会因为粮食过于昂贵，而不得不流离失所。施行这种平抑粮价的政策叫做取有余，以补不足。这种政策在魏国施行以后，魏国变得富强起来。

秦孝公重用商鞅的法家治理，废弃井田制，土地可以自由地进行买卖。秦国鼓励百姓种田，鼓励战士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受奖，虽然这不符合古时候的农业政策，但还是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的效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在诸侯国间称雄一方。然而周王室的礼制，在秦国已经遭到彻底地破坏，其他的诸侯国，僭越礼制的行为也越来越普遍。百姓中富裕的人家，可以积累万万家产，贫穷的百姓却只能吃糠咽菜；强大的诸侯国兼并弱小的诸侯国，跨州连郡，弱小的诸侯国，失去了祖宗的社稷。到了秦始皇，天下终归统一，始皇帝开始在国内大兴土木，对外征伐四夷，征收百姓的赋税超过了土地上收成的一半，征发住在闾左的百姓到边郡戍边。男子一年的辛苦，不足以交纳赋税；女子辛勤纺绩，不足以穿衣家用。秦朝耗尽天下的资财，满足奢侈花费的需要，欲壑难填，最终导致海内愁怨，酿成天下大乱，众叛亲离。

汉建国之后，接手的是秦恶政留下来的烂摊子。汉建国初期，诸侯国间仍然是征战不息，楚、汉两个大诸侯国对峙五年，百姓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农民无心种田，天下面临着大饥荒。米卖到每石五千钱，出现人吃人的情况，路上的饿殍令人触目惊心。高祖命令汉地的百姓可以买卖儿女，遭灾的百姓可以到蜀郡、汉中郡粮食较为富裕的地方就食。天下安定以后，经过战乱的百姓，家无余财；天子上朝乘坐的御驾，拉车的四匹舆马颜色不同；京师中居住的将相，上朝只能乘坐牛车。高皇帝简化法律禁令，减少百姓赋税，农民收获的粮食只需要缴纳十五分之一的租赋，官吏的俸禄也相应地减少，皇帝尽量减省宫中的花费开支，让百姓休养生息。山川、湖泊、集市贸易租税的收入，作为天子到诸侯的开销。有封土的诸侯，有汤沐邑的公主，以分封土地上的收益，作为花费开支，不再划归到朝廷的国库中来。崤山以东转运至长安的粮食，供给京师官员的需求，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粟米。孝惠帝朝、高后执政时期，经济情况略有好转。文帝继位，率先垂范，倡导节俭，想的还是让百姓休养生息。当时百姓刚刚脱离战乱，很多人抛弃农业，从事获利较快的商业，贾谊为此而向文帝上书，贾谊说：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家中没有存粮，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从古至今，还没有听说过。古人常说：“一人不耕种，即会有饥饿的危险；一女不纺绩，即会有受寒的可能。”生产有时令，而消费无止境，物资储备必然会被消耗殆尽。古人治理天下，考虑得极为周到，生产出来的物资，同时要留有足够的储备。现在很多人家抛弃农业，去从事牟利的商业，吃饭的人远多于生产的人，这是国家治理的一大祸患；奢侈淫靡的风气，天天在滋长蔓延，这是国家治理的一大祸害。祸害肆虐，难于制止，国家就会陷入危险之中，难以拯救。生产的人太少，消费的人太多，天下的财富怎么可能不枯竭！汉朝立国至今已经有四十几年，国家和私人间的财富积累仍然是少得可怜。时令到来，却久旱不雨，民众担心，来年又是饥荒年；一年收成不好，朝廷又要卖爵，筹集钱款，民众又要卖掉子女，度过荒年。这些传闻已经在流传，那里有国家已经危险成这样，皇上还不着急！

农业生产有丰歉，自古以来如此，上古时的圣贤大禹、商汤也经历过水灾、旱灾。如果今天国家不幸遭遇到大旱灾，赤地千里，国家拿什么去赈济平民百姓？假若边境突然出现紧急情况，需要调动几十万军队，国家能否即刻供给所需的军饷？天灾、战祸同时发生，国家的物资储备匮乏，不法之徒就会聚众抢劫，贫弱百姓将被迫易子而食。国家政令到那时未必能控制得住局面，远方的诸侯国一旦起来造反，与朝廷对抗，出现了这些情况，再想去安定国家，还来得及吗？

国家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命脉。农业粮食丰收，国家财政有余，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攻必取，守必固，战必胜。招抚敌寇，让远方的敌人前来归附，还需要发愁吗？当今首先需要做的，是劝说农民回到土地上去，要加强国家对粮食的控制，让天下的民众粮食富足，让那些从事商业的游民，回到农业生产上去，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本来可以使得国家储备富足，人民享受安乐，今天竟然落到如此岌岌可危的地步，臣实在是为陛下感到惋惜！

文帝也深感贾谊讲得有道理，于是亲自耕种籍田，率先垂范，以劝导天下百姓务农稼穑。后来晁错又向文帝谏言：

贤明的君主在上，百姓不应该挨冻受饿，这并不是君主能够为百姓提供粮食，以供百姓消费；或者织出布匹，让百姓着装取暖；是因为君主可以为百姓开辟创造财富的机会。在上古时，尧帝、禹帝遇到过九年的大水灾，商汤遇到过七年的大旱灾。在当时，百姓并没有因为冻饿而死，人民并没有遭到国家抛弃，这是因为事先有着足够的粮食储备。现在海内统一，土地、人民不比上古时商汤、大禹的时代少，也没有遇到过那么长时间的水旱灾害，国家却不能及时地安排粮食储备，这是为什么？土地仍然有潜力，民众也有种田的积极性，可以种植的土地，还有很多没有开垦；山林、河川、湖泊的产出，还有很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从事商业、无业的游民，还有很多没有返回农业生产上去。百姓贫困，奸邪就会产生。贫困来自于财富不足，财富不足是由于从事生产的人太少，从事生产的人少，是因为居住在乡间，依靠土地生活的人太少。原来的农民离开了土地，抛弃了家乡，民众如同鸟兽一样。即使筑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壕沟，严厉的法律和刑罚，也难以禁止他们迁徙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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