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武帝末年，武帝终于幡然醒悟，痛悔此前执行的征伐政策，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武帝下诏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发展农业生产。”武帝任命赵过担任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行代田法，在农田中分出三个田垄来。在田间的垄沟中，每年交替播种粮食作物，将此种耕作方法称为代田法，这是远古传下来的方法。在上古后稷时，即已经开始利用垄、沟种田，二个耜交叉使用，犁出一尺深和一尺宽的垄和沟，一直犁到地头。每一亩要犁出三个垄和沟，一个农民种植一百亩土地，可以犁出三百条垄和沟，种子播种在沟中。当苗长出三个叶子时，锄去垄上的草，用垄上的土培植苗根。《诗经》中讲：“锄草培土辛苦忙，小米高粱长势旺。”耘，就是除草。耔（zǐ），就是为苗根培土，为的是让禾苗茁壮生长，为根部培土要及时。到了盛夏，垄上的土已经全部培在苗根部，沟垄填平，此时的植物根深而且茁壮，能够抗倒伏、耐干旱，庄稼长得郁郁葱葱，茁壮茂盛。在当时，推广的耕田、耘草、播种农具，都非常灵巧好用。十二个农民，大致可以耕种一千二百亩土地，一口水井，一座庐舍，折合成汉朝的田亩为五百亩，用改良的双铧犁驾上二头牛，由三个人协调犁地。一年的收获，比没有进行垄沟深耕细作的，每亩地可以多生产出十斗粮食，种的好的，还要加倍。赵过派人到太常负责的郡、和三辅地区指导用古时候的代田法实施耕种，大司农也安排农技高超的官奴参与到推广工作中去，制作出新型的改良农具。二千石官员派遣县令、长、三老、乡官和里巷中的父老，善于种田的能人帮助推广，掌握新的农具，学习耕种保苗的技术。百姓中因为贫困没有耕牛的，不能深翻土地，平都县令光协助赵过指导农民用人力来拉犁。赵过向皇上推荐光担任搜粟都尉丞，一起指导农民换工拉犁，进行耕作。在人多的情况下，每天大致可以深耕三十亩地，少的也有十三亩，因此大多数农田都得到了深耕。赵过试着在离宫指导担任护卫的卫兵耕种宫殿周围的空地，每亩地收获比周围的农田可以多产出一斛（十斗）粮食。武帝诏令有爵位的人家也可以耕种三辅地区的公田，赵过又在边郡和居延城周边指导新的耕作方法。再后来，边郡、河东郡、弘农郡、三辅地区、太常掌握的郡，民众都开始实施代田法，用力少而收获的粮食多。

到了昭帝朝，流离失所的民众陆续返回家园，大量地开垦农田，国家的粮食储备也在不断地增加。宣帝继位之后，朝廷选用的官吏大多数比较能干，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加上连年丰收，谷米的价钱下降至每石米五个钱，谷贱伤农，农民的利益再次受到冲击。在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精通计算，对商业利益、经济效益颇有研究，受到宣帝重用。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耿寿昌向宣帝谏言说：“按照惯例，每年从崤山以东漕运粮食四百万斛，供给京师享用，需要动用民工六万人，如果改在三辅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征集粮食，可以减少崤山以东一半的运粮人员。”又建议增加捕捞海鱼的税收，宣帝采纳了耿寿昌提出的所有建议。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萧望之说：“原御史大夫府掾史徐宫的家乡在东莱郡，他说往年增加海鱼的捕捞税，海鱼的产量减少。老人们都说，在武帝朝，官府曾经官营海鱼捕捞业，海鱼的产量大为减少。后来恢复为由渔民自主捕鱼，海鱼的产量才逐渐增加上来。这是阴阳错位产生的结果，物以类推，世间的事情是相通的。现在寿昌想就近采购关内的粮食，需要修筑粮仓，还要造船，花费达二万万钱，这样做需要动用很多的民工，一旦有了旱灾，民众又会遭受饥困。寿昌熟悉商业利益，只会在辎铢小利上算计，缺乏长远考虑，难以托付重任，应该按照过去的政策办。”宣帝没有理睬他。运粮改变了路线，果然方便许多，耿寿昌随后建议在边郡修建粮仓，在谷贱的时候提高收购价格，大量买进农民的余粮，让农民获利。谷贵的时候，则低价售出储备粮，平抑谷价。这种措施称为“常平仓”，民众极力称赞这种惠民政策。宣帝下诏，赐耿寿昌关内侯爵。当时蔡癸也熟悉农业生产，被派下去指导郡、诸侯国的农业生产，最终也成为朝廷的重要大臣。

元帝继位初，全国有许多地方爆发水灾，崤山以东被水淹的郡、诸侯国有十一个之多。元帝继位第二年，齐地出现大饥荒，粮食每石卖到三百余钱，很多民众饿死，琅琊郡出现人相食的情况。担任朝廷重要职务的儒生们，都说应该撤销盐、铁官营和北假地区的田官以及常平仓，不要与民争利。元帝采纳了这些建议，撤销了这些机构和官员。又撤销了建章宫和甘泉宫的卫士，以及表演角抵戏的武士。还撤销了齐国的三服官，缩小皇室禁苑的范围，将皇家掌握的公田交予贫民耕种，减少诸侯国宗庙里的一半守护人员。又减少了关中驻军五百人，让他们去转运粮食，以赈济受灾的贫民。后来由于财政困难，也只恢复了盐、铁专营。

在成帝朝，国家内外没有战争，那些年国家太平无事，民众中奢侈的现象变得日益严重，不把粮食储备当作一回事。在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梁国、平原郡发生水灾，百姓饥困，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有些州部刺史、郡太守、诸侯国相因为此而遭到免职。

哀帝继位以后，师丹作为辅弼大臣提出谏言，师丹说：“上古时的圣王都要制定井田制，而后国家才能够太平祥和。孝文皇帝总结周王室的衰亡和秦朝末年的战乱为国家疲敝、国库空虚。因此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栽桑养蚕，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厉行节俭。民众的生活富裕起来，没有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因此也没有限制民众占有田地的数量，以及家中蓄养奴婢的数量。现在经过数代皇帝二百年来的太平盛世，地方上的豪强家产动辄数万万，而贫弱百姓则是日益贫困。君主执政，重视过去的制度建设和经验教训，不轻易加以改动，一定要改的，也是因为必须改。但也不是全改，只是做出适当的调整。”皇帝将师丹的奏议交予朝中大臣们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御史大夫）何武上奏，他们说：“诸侯王、列侯在封国内封邑中均享有土地，长安的列侯，公主也在县里、道里享有土地。除此以外，从关内侯、官吏到普通百姓，占有田地的一律不准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只能拥有二百位奴婢，列侯、公主拥有一百位奴婢，关内侯、普通官吏和百姓只能拥有三十位奴婢。以三年作为限期，过期仍然不遵照诏令执行的，多出来的田地奴婢，一律由国家没收。”一时间，买卖田宅奴婢的价钱锐减，外戚丁氏、傅氏在当时掌握着朝政，董贤受到哀帝宠幸，纷纷提出反对意见，阻碍诏令的执行。最后只得将执行的时间延期，以至于最终不了了之。皇帝的宫殿、房屋、苑囿、府库中的宝藏极其奢侈丰富，百姓家中的财产，虽然不能与文帝、景帝朝相比，但国家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汉朝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平帝驾崩，王莽摄政，而后乘机篡汉。王莽继承了汉朝十几代皇帝二百多年来的财富积累，匈奴当时向朝廷称臣，作为藩国，边疆周围各个少数民族也臣服于中国，交通便利，舟车所能抵达的地方，一律向朝廷称臣，国库充盈，百姓富足，天下一片升平迹象。王莽一朝拥有，其内心仍然不能满足，鄙视汉廷已经制定下的制度，认为还不够完备，过于疏阔。从宣帝朝，即开始赐予匈奴单于印玺，与汉朝的天子一样，在西南地区，皇帝封夷人君长为鉤町王。王莽此时却派出使臣，要换回匈奴单于的王印，贬黜鉤町王为侯，致使夷狄怨恨，从此以后，夷狄开始频繁地袭扰汉朝边郡。王莽随后调动朝廷大军，达三十万之多，十路并进，妄图一举灭亡匈奴；王莽征发全国的囚徒、男丁、武士输送贮藏在各地的兵器和战争物资，从沿海，到江淮一带一直运送到北部边郡，还要派出朝廷的使臣沿路督查，全国为此而大动干戈，海内扰动。王莽又要模仿上古时的礼制，不考虑是否适合当时情况，重新划分州郡，改动官职的名称。王莽颁布诏令，王莽说：“汉代减轻田赋，向国家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田赋，却附带了兵役赋，连身有残疾的人也要缴纳赋税，而地方上的豪强仗势欺人，将田地租给贫民，田赋名义上是三十分之一，到了农民手中，已经是十分之五。有钱人骄横不法，贫民被逼迫无奈而作奸犯科，导致触犯法律，遭受刑罚。现在须将全国所有的田地收归国有，改名称为‘王田’，奴、婢的名称改为‘私属’，一律不许进行买卖。男子一家不满八口人的，田地超过九百亩的，多余的田地要分予亲属中的九族或者同乡。”如果有抗命不遵的百姓，重的可以判处死刑。制度施行以后，完全不具有操作性，官吏从中乘机大肆舞弊，全国的官吏百姓对于王莽的频繁改制，一片哗然，因此而受到惩罚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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