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年幼的百姓教导他们学习，长大成人后，按照才能安排适当职位。在朝为官的，以爵禄、封赏培养德行；以刑罚、监狱惩其罪恶。有了制度保证，还有着礼仪约束，民众才不敢犯上作乱。武王晓以德义，诛杀残贼；周公制作礼乐，辅佐治理。周代在成、康年间，政治清明，监狱空虚，长达四十余年，这是教化治理收到了成效，仁义得到百姓认同，不以酷刑伤害身体，同样能够达到治理的目的。到了秦朝，则是背道而行。秦国崇尚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推行韩非的理论，抛弃仁义正道。秦地的民俗以贪狠为务，秦国不是以道德引导百姓向善，而是滥施酷刑不顾后果；为善者，刑罚加在身上，施恶者，却能规避惩处。朝中官员，以虚辞谄谀皇上，不管对国家是否有利，外表有着事君之礼，内心深藏背主之意。巧饰奸诈，见利忘义，秦政又喜欢使用酷吏，搜刮百姓，赋敛无度。致使民穷财尽，背井离乡，连活命的稼穑耕织都难以维持。致使群盗蜂起，民众犯法，此起彼伏，死刑囚犯，道路相望；可是犯法的案件仍然难以遏制，民风民俗败坏到了极点。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讲的就是这些道理。

现在天下一统，海内百姓驯服；而且陛下广招人才，兼听不同意见，集中群臣智慧，将天下所有美德尽可能地加以发挥完善。功德影响至域外蛮夷，夜郎国、康居国，远在万里，也在仰慕汉的德政，欣然归附，这是盛世景象。然而有些德政还没有在百姓身上体现出来，君王还没有顾及到这些吧。曾子说：“遵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其它，而在于是否留意。”希望陛下能够留意社会上的反映，将仁德更多地施向百姓，到那时，三王的德政还怕达不到吗！

陛下亲自耕种藉田，率先垂范，重视农业，夙兴夜寐，为万民操劳；羡慕上古时的国家治理，刻意访求贤者，这些均为尧、舜的行为。然而德政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是因为士人们还没有受到激励。平时不重视士人，需要的时候才去求贤，这就如同美玉没有琢磨，却要想得到文采。朝廷要在平时养士，最好的方法，即是兴办太学。太学，是贤士们集中的地方，也是教化推广的地方。现在每个郡，每个诸侯国有那么多的读书人，竟然找不到应对皇上策书的人，这是王道还没有普及的结果。臣希望陛下能够设置太学，让有学问的人来担任老师，在太学中豢养天下名士，通过不断考试，发现人才，将其中的优秀士人及时地发掘出来。现在的郡太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让他们向民众宣示教化；如果这些老师不贤，出了问题，朝廷的恩德就得不到体现，百姓也难以感受到朝廷的仁政。现在的官吏，对下面，起不到教化作用，对上面，不能领会陛下的圣德，只懂得对百姓滥施酷虐，狼狈为奸，使得贫穷孤弱愁苦无助，辜负了陛下对他们的希望。阴阳所以错缪，戾气充塞四野，百姓失助，黎民困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官吏不能尽职尽责而导致的结果。

现任的官吏大多数来自于郎中、中郎，或者是二千石官员子弟，选择郎吏又是从有钱人中间选拔，这样选择出来的人未必贤能。在上古时，考查官吏，首先要看其德能，以在任官员是否称职为标准，不是看任职时间长短。因此没有德能的官员，尽管年深日久，仍然是小官；贤能的官员，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也能够成为朝中的辅政大臣。这样才能够促使官员尽心竭力，务求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以求得到君王的肯定。现在不是这样，只要有了年限，即可以享受富贵，时间久了，还可以升官，廉、耻，好、坏，没有区别，贤与不肖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臣愚以为，让各位列侯、郡太守、二千石官员，负责选拔属下的官吏，还有百姓中的贤者，每年要向朝廷举荐，至少举荐二人，让举荐上来的贤者担任宿卫。从举荐上来的人，来判断大臣们的能力；举荐上来的人贤能有赏，举荐上来的人是庸才则有罚。这样做，那些列侯、二千石官员就会认真严肃地访求贤才，从天下士人中，再选拔出能够胜任官职的人。把天下的贤者尽收入朝廷囊中，那么三王的事业，还有什么做不到，尧、舜的盛世也能够达到。不以年深月久为标准，而是以贤能为标准，量才录用，考核授官，按照德能安排相应职务，那么廉、耻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贤与不肖也不会再混杂在一起。陛下施以恩德，让臣放胆讲话，臣的文章不知忌讳，仅供参考，以表达臣的愚意！

武帝再次策问

皇帝制策书：人们常说：“善于从天命中找出启示，一定能够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总结古人的经验，一定会在现实中找出对比。朕现在垂问的是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往古，朕上羡慕唐尧、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纣，思考他们是如何变得昌盛，如何走向灭亡，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虚心采纳。现在士大夫们研究阴阳转换的道理，熟悉先圣治理的方法，送上来的文章有些却语焉不详，是对当下事务仍然存有疑虑？以至于条理不清，结尾含糊，还是认为朕不明事理？怎么越读越觉得糊涂？三王的教化，所根据的有所不同，还有不足的地方，又有人说，能持久不变的才是道，意思为什么会相互冲突？士大夫既然已经谈了道，陈述了治乱的方法，那么对谈到的问题再具体些，再详细些。《诗经》中不是说吗？“我说君子，别贪图安逸，神在倾听，会赐予你福气。”朕会仔细阅读的，士大夫们，把意思写得再明白些。

董仲舒再次对策：

臣在《论语》中读到：“有始有终者，只有圣人！”现在陛下施以恩惠，愿意听臣述说，向上古时的圣君学习，又颁下明诏，希望臣把意思讲得更明白些。谈到圣德，不是愚臣所能阐述的。前些时的对策，条理不清，叙述没有结尾，语焉不详，指出的问题不够明确，这是臣浅陋，犯了表述不清的毛病。

策问中谈到：“善于从天命中找出启示，一定能够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总结古人的经验，一定会在现实中找到对比。”臣听说天是世上万物的祖，可以包罗万象，不会有所偏爱，天设置日月风雨，调和万物，再通过阴阳寒暑，让万物经历磨练。圣人效法天，建立道，倡导博爱无私，圣人布施仁德厚爱，用以善待百姓，圣人设置礼义，用以引导百姓。春天是生育的季节，仁要求君主爱护百姓；夏天是抚育万物的季节，德要求君主养育百姓；秋冬是肃杀的季节，君主用刑罚的形式，来惩治犯罪。从这些来看，天与人的关系，从古至今，道理是相通的。孔子编撰《春秋》，上从天道中得到启发，下与人的情欲进行联系，以上古的经验作为参考，而后联系现实中的问题。因此《春秋》中所讥讽的，均会联系到上天降下的灾害；《春秋》中所厌恶的，均会联系到上天降下的灾异。在《春秋》里，记录下诸侯国如此多的教训，附上灾异与教训间的联系，得出事在人为的道理，美恶善丑，均与上天有着一定联系，而后进行对比，这是在谈论天、人间的相互感应。在上古时，专门有掌握教化、引导百姓向善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即是以德善来教化百姓，民众受到教化，犯罪的人就会减少。现在没有这样的官员，对民众无所谓教化，民众只能舍弃道义，为追逐财利，不避刑罚残酷，为此而犯法的人很多，一年之内，投入监狱的百姓成千上万。从这一点看，也能够得出结论，古人的经验不能轻易舍弃，《春秋》中对于否定古人，会加以讥讽。天发出的指示叫做天命，只有圣人才能执行天命；崇尚质朴叫做天性，通过教化才能养成天性；人有了欲望叫做情欲，要用制度进行约束，情欲才不会肆意膨胀。君王对于上天要谨慎地奉承天意，顺应天命；对于民众实施教化，引导民众淳朴向善；还要制定制度，区别上下尊卑，防止人们僭越制度，做到这三点，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人接受天命，不同于其它生物，在家中，有父子兄弟亲属，在社会上，有君臣上下尊卑，人们相聚会面，有耆老长幼顺序；有明确粲然的文辞，表示礼敬，有恩爱、欢欣的行为，表示尊重，这即是人为什么会尊贵的原因。天生五谷，用以满足人们的饮食，种植桑麻，用以满足人们着装的需求，饲养六畜，服牛乘马，圈豹槛虎，这些均为人们受命于天，人具有灵性，才显示出比万物高贵。孔子说：“天地之间人为贵。”明白上天赋予人的这些秉性，就知道了人为什么会高贵于万物；知道了人高贵于万物，就应该懂得仁义的重要；懂得仁义的重要，就会重视礼仪；重视礼仪，就会重视善行；重视善行，就会乐于遵循义理；乐于遵循义理，就会成为君子。因此孔子还说：“不知天命，无以为称君子。”即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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