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中说：“朕上羡慕唐尧、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纣，思考他们如何变得昌盛，如何走向灭亡，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虚心采纳。”臣听说聚少成多，积小成大，圣人也是从微弱的荧光，最终变得光芒万丈，从微小到显赫。尧帝最初来自于小国诸侯，舜帝生活在深山野岭，并不是在一日之间，就会变得显赫无比，均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而来。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做过的事情，不能掩盖。人的言行，是治国理政的君王须谨慎对待的，君子之所以会感动天地。是因为能够善小而见大，慎微而知著。《诗经》中讲：“即使文王，也要小心翼翼。”尧帝始终在兢兢业业，奉行他遵循的道，舜帝同样在兢兢业业，奉行他遵循的孝行，善是通过积累来表现的，德要彰显出来，让民众感受的到，才会显得尊贵，昌盛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积善在身，天长日久自然会有益处，人们不能马上就感受到善的结果；积恶在身，好像灯火在消耗膏油，人们也不会很快地感受到恶的结果。不是明白情性，洞察世俗的人，谁能够了解这些？这也是唐尧、虞舜之所以享有美名，夏桀、商纣之所以为人所痛悼的原因。善、恶相随，如影随形，如山谷回音。因此夏桀、商纣暴虐，谗贼自然会乘虚而入，贤者、智者自然会潜踪隐形，恶行日显，国家日乱，暴君仍然在怡然自得，认为是日在中天，最后导致国家败亡，最终走向灭亡。暴虐不仁的昏君，并不是一天之内就灭亡的，同样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夏桀、商纣虽然无道，还是会享国十几年，最终逐渐衰微，走向灭亡。

策问中还说：“三王的教化，所根据的，有所不同，还有不足的地方，有人说，能持久不变的才是道，意思为什么会相互冲突？”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施行而不至于厌倦的称之为道；道一万年也不会有弊端，出现弊端，是因为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也会有偏颇，没有发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会出现昏暗，有行不通的时候。找出偏颇，纠正它的弊端就行了。三王的教化，形式不同，但并不对立，只是为了补救缺失，具体情况有了变化，需要改进。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圣王，只有舜帝！”改正朔，易服色，是为了接受天命；其余的按照尧帝制定的政策实施治理，还有什么需要改变呢！君王虽然有改制之名，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根据前代的缺失，加以补救，这才有些改变。孔子说：“殷代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损益，这一点知道；周代根据殷代的礼制，有所损益，这一点也知道；周代以后的礼制，即使经历百代，也应该知道。”这是说以后百代君王的治国理政，均应该在三代范围之内，有所增减。夏代继承的是舜帝，没有谈到损益，是因为夏代的教化与上代一样。道的本源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才有了禹帝继承舜帝，舜帝继承尧帝，三位圣王奉行的道是相同的，不需要补救缺失，因此也就不再谈损益。这样看来，继承前代盛世的道不需要修改，继承乱世的道才需要增减补救。现在汉朝继承的是秦代的大乱世，应该稍为减少周代的文治，而增加夏代的忠诚。

陛下现在的方向明确，具备德能，肯定道义，痛恨世俗浇薄，哀叹王道难以推行，因此诏令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士人；讨论问题，希望继续发扬仁义的美德，制定制度，建立万世太平的方略。臣愚蠢不肖，所讲述的，仅是学习的一些体会，从老师哪儿继承的一点感想，还没有全部忘记。若谈到政治得失，国民经济发展，这些是朝中辅政大臣们的责任，三公九卿的职责，臣董仲舒不敢涉及。然而臣仍然有话要说。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重复着古人的天下，均为一个天下。古代的天下可以做到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中没有奸邪，百姓中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君王的恩泽润及草木，泽被四海，凤凰翔集，麒麟来游，以古时候的标准来看待今天，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使得荒谬的东西如此之多？是今天的道偏离了古时候的道吗？是违背了天理而造成的吗？从古代的大治，再回溯到天道，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吗？

天给予万物灵性，再加以区别，给予利齿，则要把尖角去掉，给予翅膀，则安排两足行走，有了大端，就不能再获取小端。上古时，得到朝廷俸禄的官员，他们的报酬不是像工农一样，来自于辛苦劳作；也不是像商人一样，来自于经商牟利；享受了君王给予的俸禄，就不能再从其它途径谋取利益，这与天赋予万物以灵性，道理是相通的。既然获取了大端，还要觊觎小端，即使天也难以满足，更何况是人！这也是民众为什么会怨声载道的原因。身处高位，享受着朝廷的宠幸，家产丰厚，还有朝廷给予的俸禄，如果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再去与民众争夺利益，民众会服气吗！家里蓄养着奴婢，野外放牧着牛羊，田宅广阔，产业繁多，还唯恐积累不厚。有了这一切还仍然不知满足，还要侵夺百姓的利益，百姓一天天地被搜刮殆尽，穷困不堪。富贵者骄奢淫逸，贫困者愁苦度日；贫困愁苦得不到赈济，民众就会难以维持生计；民众无法生活，又不怕死，还会怕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刑罚会越来越多，奸邪仍然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享受俸禄的官员，应该倚靠俸禄生活，不能再与民众争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利益均衡，民众也才能有养家活口的出路。这是天赋予的理，是上古所行的道，朝廷要制定制度，让官员们遵照执行。在春秋时，鲁国公仪休在鲁国做丞相，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在织帛，生气地将妻子赶出家门；公仪休在家中吃饭，吃到自家园子里种的葵，生气地将葵拔掉。公仪休说：“我已经享受了俸禄，怎么还要去与种菜的园丁、织帛的女红争夺利益！”古代在位的贤士君子，想法都是一样的，因此黎民百姓才会崇尚他们的美德，也才会听从他们的教化；民众得到了教化，以廉洁为美，就不会贪鄙。等到周王室衰微，卿大夫抛弃了义而追求利，没有了谦让之风，却有了争田之讼。诗人痛心疾首，做诗讽刺，说：“终南山高峻，岩石嶙峋，赫赫尹太师，民众鄙视你。”官员好义，民众就会向仁，风俗自然会向善；官员好利，民众就会奸邪，风俗自然会衰败。这样看来，朝廷中的官员，时刻被黎民百姓所盯着，四面八方注视着官员的行为。离的近的，看到你的行为，加以模仿，离得远的，也会很快效仿；处于贤者的位置，竟做出连俗人都不齿的事情！那些处心积虑地贪求钱财，唯恐不足的人，是庶民百姓要做的；而追求仁义，常担心百姓得不到教化，才是朝廷官员应时时考虑的。《易经》中说：“背负着财物，还要乘坐马车，这是在召唤强盗。”乘车的人，应该是君子，背负东西，是小人所做的事情，坐在君子的位置上，却想着要像庶民百姓一样，如何谋取更多利益，祸患迟早会到来。坐在君子的位置上，就应该做君子要做的事情，像公仪休在鲁国做丞相时那样，做你应该做的。

《春秋》中强调各国诸侯应该统一在周天子下面，把这看作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往今来应该遵循的道义。现在教师教授的道学有所差异，学生所学则容易产生分歧，百家言论，所倡导的主旨不同，朝廷无法将其统一；制定的制度经常会发生抵触，官员百姓不知应该坚持哪一个。臣愚以为，凡是不属于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孔子学说的，应该一律禁止、废除，不要让它们相互抵触、干扰。邪僻的学说应该受到制止，全国统一在经学下面，制定制度有了明确的标准，民众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

对策完毕后，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相，辅导江都易王刘非。江都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一贯骄横，好勇斗狠。董仲舒以礼义教导易王，刘非也非常敬重董仲舒。时间久了，易王与董仲舒闲聊，易王刘非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共同谋划讨伐吴国，最终灭亡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者，寡人认为越王也有三位仁者。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问，要向管仲请教，寡人我有疑问，也要向君请教。”董仲舒回答：“臣愚蠢，不能回答高深的问题。但臣听说春秋时的鲁国国君请教柳下惠：‘我想讨伐齐国，可以吗？’柳下惠说：‘不可以。’柳下惠回家之后，脸上显露出忧虑的神色，柳下惠说：‘我听说讨伐别人的国家，不可以向仁者请教，今天这种事情，国君为什么要向我请教！’只是被问了一句，柳下惠就已经感到羞耻，更何况设谋讨伐吴国？从这点来看，越国没有仁者。仁者，要坚持正义，不谋私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不计较功利，可以说，在孔子门下，五尺孩童都羞谈五霸，因为五霸崇尚欺诈、暴力，而后再谈论仁义。谈论欺诈、暴力，孔子的学生羞于介入其中。五霸比起其它诸侯，已经是贤者，但比起三王来，只能是片石与美玉相比。”江都易王说：“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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