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王来到长安后，继位只有二十几天就因为行为淫乱，而遭到废黜。昌邑国来的群臣，因为不能劝谏昌邑王而获罪被抓，他们知道昌邑王的荒诞行为，却没有报告朝廷，也不能正确地辅导昌邑王，致使昌邑王陷入大恶，因此而被捕入狱，全部被处死。只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因为多次劝谏昌邑王，得以免死，被罚髠发，服城旦刑。

再后来王吉被重新起用，担任益州刺史，因病辞去官职，又被征召为博士、谏议大夫。当时是在宣帝朝，要仿照武帝朝的旧例，崇尚奢侈，宫中的殿堂乘御服饰，均超过昭帝朝。而外戚许氏、史氏、王氏，在朝中受到尊宠，宣帝亲自处理朝政，选择任用能吏。王吉此时上书，指出施政中的利弊得失，王吉说：

陛下事必躬亲，处理朝中的政务，每天将帝王的图籍置于眼前，考虑国家兴衰，思考如何实施仁政，以求得天下太平。每次发下诏书，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百姓生活普遍有了改善。臣也在想，这些是对天下百姓的恩德，但还不是当今的施政要务。

能够使天下得到大治的明主，不是每朝每代都有，朝中的公卿大臣们看到明主当朝，能够采纳谏言，但仍然需要大臣提出长远规划，帮助明主实现夏、商、周三代的清明政治。如果仅限于日常政务的处理，满足于能够听讼断狱，这还不是奠基太平的根本要务。

臣听说圣王宣德教化，应该从身边小事做起。朝廷还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因此还不能说是大治；朝中左右大臣们不能够以身作则，难以使天下百姓得到教化。民众，虽然是处于弱势，但不能以力来压服他们，民众虽然是愚民，也不能用巧言来蒙骗。圣王生活在深宫中，能够以德治理天下，则会受到天下人的称诵，如果德有缺失，则天下人即会议论纷纷。帝王身边发生的事情，会传得很远，因此选择左右大臣要谨慎，要严格地要求他们，左右大臣要以身作则，他们的行为即是在宣明教化。《诗经》中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指的就是这些。

《春秋》中所说的大一统，是指天下风俗统一，九州治理，号令一致。现在治理百姓的官吏，不是以礼义来教化百姓，指导民众，而是以刑法作为治理的措施。想治理好百姓的官吏，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只是以自己的理解，穿凿附会，各取一端，用权谋、诡诈的方式，任意变通，一旦有所变化，则难以与时俱进。以至于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区与地区之间，政策不能统一，百姓所穿戴的服饰差异很大，诈伪在民众中萌生，官吏滥施酷刑，质朴的风气受到削弱，人与人之间的慈爱，显得微不足道。孔子说：“君王治理百姓最好的方法，没有比实施礼仪教化更为有效的。”这不是一句空话。在周王室还没有制定礼仪时，即将先王施行过的礼，认为可用的，先拿来使用。臣认为陛下能够秉承上天的意志，继承祖业，与朝中的公卿大臣们一起，招徕儒生，讲授礼仪，阐明王治，让天下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则风俗一定会赶上周成王、周康王时代，其享国的寿命也可以像殷代的高宗一样。对于当世，臣认为不合乎王道的事务，在此逐条理出，谨上奏朝廷，以供陛下参考。

王吉认为：“夫妇关系，在人的纲常伦理中非常重要，对人的寿命长短也有着很大影响。世俗百姓，如果嫁娶得太早，还不大懂得为人父母的道理，即过早地生育子女，实施教化的效果不会太好，这也是百姓过于早夭的原因。百姓聘妻嫁女没有制度规定，致使贫苦人家无钱结婚立业，不能延续后代。还有汉家的列侯迎娶公主，诸侯国人迎娶翁主，男子屈身侍奉女子，丈夫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致使阴阳错位，出现很多女性不守妇道的事情。在上古时，衣服车马贵贱均有区别，褒有德，别尊卑。现在上下可以僭越，人人可以为所欲为，使得人们贪财逐利，不惧死亡。周代之所以能够实现大治，甚至监狱可以废置不用，就是周的礼制在邪的萌芽出现时，即加以制止，不让恶有孳生的机会。”王吉又说：“在舜、汤时代，不用三公九卿，而重用皋陶、伊尹这样的贤者，让不仁的邪人远离朝堂。而今让俗吏的子弟治理百姓，这些人大多骄横无礼，不通古今，只知道为积累功绩虐待百姓，对百姓没有益处，这是《诗经·伐檀》中所讽刺的邪人。应该明确选贤标准，废除任子令。朝廷外戚或者故旧，可以让他们获得赏赐，变得富有，不宜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罢除宫中的角抵游戏，节省乐府的花费，减少尚方供应的皇家器物，向天下人表明以俭治国的决心。在上古时，工匠不雕瑑器物，商人不买卖奢侈物品，这不是工、商懂得贤明的道理，是当时的礼制教化得以推行的结果。民众看到社会风气崇尚节俭，自然会专心稼穑，百姓一心务农，则经商的心愿就会受到抑制。”上书的内容大致是这些，宣帝认为王吉的谏言迂腐，也不重用王吉。王吉遂称病，回到琅琊郡。

当初，王吉在年轻时求学，居住在长安。东家有一棵大枣树，枝条垂挂在王吉住的庭园中，王吉的妻子将枣树上的枣子摘下来，送予王吉吃。王吉知道枣子的来历后，把妻子休了。东家听说此事后，随即要砍伐枣树，邻里人劝止东家不要这样做。又一起来劝说王吉把妻子接回来。里中人为此事而议论道：“东家有树，王吉休妇；东家伐枣，休妇归家。”王吉为激励自己的品行志向，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王吉与贡禹是好朋友，世人都说：“王吉在位，贡公弹冠。”意思是说，此二人志趣相投。元帝继位后，派使者征贡禹和王吉。王吉年老，在来京的路上去世，元帝为此而难过，又派使者吊唁王吉。

当初，王吉对《诗经》、《尚书》、《易经》、《礼经》、《春秋》五经均很熟悉，能够解释驺氏的《春秋》，教授《诗经》、《论语》，王吉喜欢梁丘贺对《易经》的解释，让儿子王骏跟随梁丘贺学习。王骏以孝廉被举荐为郎官。左曹陈咸向朝廷推荐，认为王骏父子二人均为当代的贤者，通晓经学，注意品行修养，应该树立他们为士人的榜样。光禄勋匡衡也推荐王骏，认为他在出使时，能够随机应变，应对自如。后来王骏升任为谏议大夫，出使淮阳国，代表朝廷指责宪王刘钦。又在赵国担任内史。因为昌邑王被废的案件，王吉被逮捕入狱，判刑，此后王吉告诫子孙，不要在诸侯国担任要职，王骏因此而告病，免官回家。再后来王骏担任幽州刺史，升任为司隶校尉，因为上奏朝廷，而使匡衡被免去丞相职务，王骏转任为少府。八年之后，成帝打算重用王骏，先派王骏担任京兆尹，考察王骏的施政能力。在此前，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先后担任大尹，直到王骏担任京兆尹，均为能吏，因此京师人说：“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薛宣从左冯翊职务代替王骏担任少府，此时朝中御史大夫职务空缺，谷永上奏：“圣王不以一个人的名誉，判断他做事的实际成就。要通过施政考察，来了解他的能力，薛宣的施政能力已经通过考察。”皇上同意谷永的看法。薛宣担任少府一个月，即越过御史大夫职务，直接担任丞相。王骏则代替薛宣担任御史大夫，在朝中职务并列。六年后王骏去世，翟方进代替王骏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薛宣被免职，翟方进又代替薛宣担任丞相。朝中大臣们均为王骏感到惋惜，认为王骏在生前没有得到封侯的机会。王骏担任少府时，妻子去世，即没有再续娶，有人问王骏原因，王骏说：“我的德比不上曾参，儿子也比不上曾华、曾元，那里还敢再娶妻子？”

王骏的儿子王崇因为父亲的职务在朝中担任郎官，此后担任刺史、郡太守，在任上很有政绩。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王崇以河南郡太守职务被征入朝中，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在当时，成帝的舅母安成恭侯夫人解放，在家中寡居，由长信宫供养，因为诬蛊的事情被逮捕入狱，王崇密封上奏，为解放辩解。解放的娘家解氏与王崇是亲家，哀帝认为王崇对朝廷不忠，以册书形式诏问王崇，说：“朕考虑君的家族，几代人均享有美德，因此而越级提拔重用你。君担任御史大夫以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忠诚国家，辅弼朝政的善举，反而心怀奸诈，以花言巧语施救犯罪的亲家，这是大逆罪，君的行为已经是干预朝政，不遵守法度，不能再作为下级官员的表率。”遂将王崇贬为大司农，再后来又让王崇担任卫尉左将军。平帝继位后，王莽执掌朝政，大司空彭宣请求退休乞骸骨回家养老，王崇代替彭宣担任大司空（御史大夫），受封为扶平侯。一年后，王崇也以有病请求退休，都是为了避开王莽，王莽批准王崇退休，回到封邑居住。一年后，王崇被服侍的婢女毒死，去世后，撤销封邑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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