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昭帝朝，举荐贤良文学，增加博士弟子员额，员额达到一百人，宣帝朝没有增加。元帝喜欢儒术，只要懂得一门经学的儒生，即可以免除徭役。几年之后，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改为固定博士弟子一千名员额，郡国中设置《五经》百石的掾史。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作为布衣，可以教授三千学生，现在天子的太学，教授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将博士弟子增加至三千人。过了一年，再次恢复为一千人。平帝朝，王莽在朝中执掌朝政，又增加了元士弟子，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样授业学习，授业的弟子不算作正式名额，每年参加考试，在甲科取四十人担任郎中，在乙科取二十人担任太子舍人，在丙科取四十人补为文学掌故。

自从鲁国人商瞿（字子木）跟从孔子学习《易经》，然后教授鲁国人桥庇（字子庸），子庸传授予江东人馯臂（字子弓），子弓传授予燕国人周丑（字子家），子家传授予东武县人孙虞（字子乘），子乘传授予齐国人田何（字子装），一直到秦朝禁止百家学说，《易经》变成了占卜的书籍，没有受到禁止，教授的人仍然有很多。汉朝建国之后，田何因为是齐国贵族田氏的后裔，迁至杜陵（宣帝的陵寝）县居住，号称杜陵田生，传授东武县人王同（字子中）、洛阳人周王孙、丁宽、齐服生，他们都写过有关《易经》的著作。同时还传授了淄川郡人杨何（字叔元），武帝元光年间杨何在朝中担任太中大夫。齐国人即墨成，后来担任城阳国相。广川县人孟但，曾经担任过太子门大夫。鲁国人周霸、莒县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均是以学习《易经》，在朝中后来做了大官。他们学习的《易经》，都来自于田何。

丁宽（字子襄） ，梁国人。当初，梁国人项生跟随田何学习《易经》，丁宽是项生的随从，一起学习《易经》，非常认真才能超过项生，而后继续跟随田何学习。学业完成后，田何告诉丁宽可以走了。丁宽东归，田何对门人讲：“《易经》可以在东部传播了。”丁宽来到洛阳，又跟随周王孙学习古文，称为《周氏传》。在景帝朝，丁宽担任梁孝王的将军，在前线抗击吴楚叛军，号称丁将军，写了《易说》三万言，用训诂解释字词的含义，就是现在的《小章句》。丁宽又向同郡砀县人田王孙传授《易经》。田王孙传授予施雠、孟喜、梁丘贺。这以后，又有了《易经》的施氏、孟氏、梁丘氏学派。

施雠（字长卿） ，沛县人。沛县与砀县相邻，施雠还是孩子时，跟随田王孙学习《易经》。后来施雠迁至长陵（高帝的陵寝）县居住，田王孙当时在朝中担任博士，又继续跟随田王孙学习，直到学业完成。与孟喜、梁丘贺一样，均为田王孙的门人。施雠谦虚有礼，常说自己的学业未成，不能教授弟子。梁丘贺在朝中担任少府，事情很多，于是让儿子梁丘临，带着门人张禹（字子文）等人，来到施雠这里求教。施雠躲着不肯见，梁丘贺坚持要施雠带学生，不得已，施雠才开始教授梁丘临等人。梁丘贺向朝廷推荐施雠，梁丘贺说：“我自从结发以来，向老师学习了几十年，我的才学始终赶不上施雠。”宣帝于是下诏，任命施雠为博士。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前50年），施雠与研究《五经》的许多儒生，在石渠阁参加儒生讨论经学的异同。施雠教授了张禹、琅琊郡人鲁伯。鲁伯后来担任会稽郡太守，张禹官至丞相。张禹教授了淮阳郡人彭宣、沛郡人戴崇（字子平）。戴崇最后也在朝中担任九卿，彭宣做到了大司空（御史大夫）。张禹、彭宣均有传记。鲁伯教授了泰山郡人毛莫如（字少路）、琅琊郡人邴丹（字曼容），他们均享有清名。毛莫如官至常山郡太守。这些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因此，施家学派又分出了张氏、彭氏学派。

孟喜（字长卿） ，东海郡兰陵县人。父亲号孟卿，专门研究《礼经》、《春秋》，教授了学生后苍、疏广。后世传授的《后氏礼》、《疏氏春秋》，均来自于孟卿。孟卿认为《礼经》的内容太多，《春秋》又过于繁杂，就让孟喜跟随田王孙学习《易经》。孟喜喜欢吹嘘，得到一本《易经》，是关于阴阳灾变的书，就假称这是老师田生在临终时，头枕着孟喜的膝盖，单独将此书传授予孟喜，那些儒生居然也相信了，到处夸耀。但同门学生梁丘贺经过考证，证明这件事情不是真的，梁丘贺说：“田生死的时候，施雠就在他身边，当时孟喜回了东海，怎么可能知道这本书？”还有蜀郡人赵宾喜欢雕虫小技的书，后来学习《易经》，为《易经》修饰文辞，认为：“箕子碰上乱世，贤人退避，阴阳学说中没有箕子；箕子，是生活在万物茂盛时。”赵宾坚持自己的观点，聪明灵巧，学习《易经》的专家难以诘难他，就说：“这不是古法。”赵宾说这是向孟喜学习的，孟喜也承认这一点。后来赵宾去世，没有人再坚持这种观点。孟喜也不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这些，人们不再相信他所说的话。孟喜通过举荐孝廉，在朝中担任郎官，后来又担任曲台宫的署长，因为有病被免职，病愈后担任丞相府掾史。博士位置空缺，朝中的大臣推荐孟喜，皇上听说孟喜此前改变了师法，没有重用孟喜。孟喜教授的弟子中有同郡的白光（字少子），沛郡人翟牧（字子兄），二人后来都做到了博士。因此又有了翟派、孟派、白派支派。

梁丘贺（字长翁） ，琅琊郡诸县人。善于心算，担任武骑。跟随太中大夫京房学习《易经》。京房，是淄川国人杨何的弟子。京房后来担任齐郡太守，梁丘贺又跟随田王孙学习。在成帝朝，宣帝听说京房研究《易经》很有成就，访求京房的弟子，得到梁丘贺。梁丘贺当时担任都司空令，因为某事犯罪，被贬为庶人。在黄门任待诏，多次进入宫廷，为宫中侍从讲解《易经》，宣帝召见梁丘贺。梁丘贺入宫谒见宣帝，讲解《易经》，宣帝听讲后很高兴，任命梁丘贺为郎官。恰好八月在宗庙饮酎酒，宣帝来到孝昭帝庙祭祀，先驱的旄头剑挺脱落，掉到地上，插在泥土中，剑刃指向皇帝的乘舆，舆马受惊。宣帝召梁丘贺占卜，卦象显示有兵象，不吉利。宣帝随即返回，派有关官员加强戒备。当时，霍光的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因为谋反被杀，任宣的儿子任章担任公车丞，从渭城县逃亡，夜晚穿着玄色衣服潜入宗庙，混在郎官中间，执戟立在庙门口，等待宣帝的到来，妄图行刺。被搜查出来，杀头。按照旧例，皇帝在夜晚进入宗庙祭祀，从此以后，要等到天亮，皇帝才进入宗庙，并形成制度。梁丘贺以占卜，获得准确的信息，梁丘贺得到宣帝信任，在宫中担任太中大夫，兼任给事中。后来梁丘贺官至少府，为人小心谨慎，宣帝非常信任。梁丘贺年老，在任上去世。梁丘贺将《易经》传予儿子梁丘临，梁丘临也在朝中讲授《易经》，担任黄门郎。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前50年），梁丘临奉皇帝诏命，在石渠阁与儒学大师们讨论经学。梁丘临学业纯熟，专门研究京房的学说。琅琊郡人王吉研究《五经》，听了梁丘临的讲解，很佩服。在当时，宣帝挑选了十名才能较高的郎官跟随梁丘临学习，王吉让自己的儿子郎中王骏上书，要求跟随梁丘临学习《易经》。梁丘临代替五鹿充宗（字君孟），担任少府，王骏是御史大夫，有自己的传记。五鹿充宗教授平陵县人士孙张（字仲方）、沛郡人邓彭祖（字子夏）、齐郡人衡咸（字长宾）。士孙张做了博士，后来官至扬州牧，光禄大夫兼任给事中，其家族此后世代传授学业；邓彭祖，担任过真定王的太傅；衡咸，以后做了王莽的讲学大夫。这样梁丘贺的《易经》就有了士孙张、邓彭祖、衡咸几个学派。

京房跟随梁国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说自己曾经跟随孟喜学习《易经》。孟喜去世后，京房认为焦延寿的《易经》即孟氏传授的学问，翟牧、白生不肯承认，说不是这样。到了成帝朝，刘向在朝廷的藏书阁内校书，考查《易经》源头，认为各家《易经》的源头，均来自于田何、扬叔元、丁将军，他们的经义、要旨差不多，只有京氏的《易经》有所不同。即使焦延寿获得过隐士的指教，又假托于孟氏，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京房因为阐明灾异，得到元帝信任，后来被石显陷害而死，有自己的传记。京房传授予东海郡人殷嘉、河东郡人姚平、河南郡人乘弘，他们后来都做到了郎官、博士。因此《易经》又有了京氏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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