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刘备夺取了汉中逼近下辩，太祖认为武都郡独自处于遥远的边境，想把郡内的居民全部迁到内地，但是又害怕当地的官员百姓眷恋故土而不愿内迁。由于杨阜在武都很有威信，结果他前后顺利地迁徙了汉族、氐族居民，让他们定居在京兆、扶风、天水三郡界内，共有一万多户，武都郡的郡政府也内迁到了扶风郡的小槐里，老百姓扶老携幼跟随他。他在行政上只抓大的要点而已，而下级也不忍心欺骗他。

魏文帝曹丕曾经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郡太守杨阜是什么样的人？”都回答说他有三公辅政大臣那样的节操。可惜还没有来得及重用他，文帝就去世了。

他在武都郡任职十多年，后来被征召入朝当城门校尉。杨阜曾经看到魏明帝戴了一顶绣花帽，穿着一件用淡青色绸子和带花锦缎做成的半截袖衣服，他就问：“陛下穿戴的这一身是礼仪制度中的什么衣服啊？”明帝默不作声，从此不穿正规的礼服就不与杨阜见面。

杨阜升任将作大匠。这时明帝开始大修宫殿，强行征调民间美女送进皇宫，又多次到野外去打猎。这年秋天，连下暴雨，雷电交加，打死了很多飞鸟。杨阜上疏给明帝说：“为臣听说英明君主在位，臣僚就能畅所欲言。唐尧、虞舜具有圣人的品德，仍然请求臣民指出自己的过失并听取他们的进谏；大禹勤于兴修水利工程，却特别让自己的住所保持矮小简陋；商汤在遇到大旱的时候，向上天责备自己并承担一切过失的责任；周文王为自己的嫡妻做出榜样，然后教育家族和国家；汉文帝亲自提倡节俭，只穿黑色粗绸做的衣服：以上的君主全都能够显扬自己美好的名声，留下他们远大的谋划。陛下继承了太祖武皇帝开创的基业，保守着高祖文皇帝传下的帝位，实在应当好好考虑如何才能向古代圣贤君主的完美政治学习和看齐，以各个朝代末期放纵的恶劣政治作为鉴戒。所谓的完美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人力；所谓的恶劣政治，不外乎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虑古代王朝一开初为什么会政治清明昌盛，到末期为什么会政治衰败颓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假如过去汉桓帝、汉灵帝不败坏汉高祖创立的法则制度，不抛弃汉文帝、汉景帝提倡的节俭，我朝的太祖虽然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又怎么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呢？那么陛下又怎么能坐上这尊贵的位置呢？如今吴、蜀二敌还未平定，大军常年在外，希望陛下一举一动都要三思，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再实行，特别是不能随便出外打猎，从过去的情况来考察将来，陛下说出的话好像很轻，但是对于事业成败的影响却很重大。近来连降暴雨，天气常常发生突然性变化，雷电的出现反常，以至于杀死许多鸟雀。天地的神灵，把君主当作儿子对待，政治有不妥当，就会降下灾害以示谴责。克制自己，在内心反省自己，这是圣人孔子的教导，愿陛下能够在祸患形成之前就有所考虑，在事情的刚刚开始时就慎重对待，仿效汉文帝遣散汉惠帝妃嫔并让她们另嫁他人的举动。最近，强行从民间调走一批年轻美女入宫，远方的人听到了影响很不好，最好在以后再作打算。皇宫的各项缮修工程，务必遵循节约的原则。《尚书》中说：‘家庭和睦之后，才能团结全国。’皇族的事务要考虑怎么样处理才适当，以符合中庸之道。在所有方面都要精心研究，节省费用。吴、蜀被平定之后，这才会上下安乐，皇族和睦愉快。像这样做，在天的祖父、父亲也会感到高兴。唐尧、虞舜也难以完全做到这些，所以现今应当向天下显示信用，一来安抚国内民众，二来争取远方的人民。”

当时雍丘王曹植埋怨自己不受任用，朝廷对宗室亲王，使用严厉的法规禁令加以监视，所以杨阜又在上疏中陈述了皇族问题。明帝下诏回答他说：“最近看到了您呈上的密封奏疏，先列举古代的圣明君主，以批评昏暗的政治，恳切精到的言辞，忠诚而实在。退下来考虑如何弥补过失，这方面的帮助和匡正，您也说得很完全。看了您的逆耳忠言，朕非常赞赏。”后来杨阜升任少府。

当时大司马曹真率军伐蜀，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红色乌鸦出现的祥瑞征兆，他仍然为公务而忘我操劳，经常忙得太阳偏西都顾不上吃饭；周武王讨伐商纣，渡过黄河时有白鱼跳进船中，君臣的神色立刻变得严峻。他们都碰到吉祥的征兆，却依然忧患畏惧；那么碰到灾害和反常现象时，能不吓得打抖吗？而今吴、蜀二国没有平定，而上天不断使用异常的现象来警醒人间。陛下应当集中精力好生考虑用什么措施来消除上天的谴责，侧身而坐，想办法对远方的人显示德泽，对本国的人用节俭来安抚他们。最近征讨西蜀的各路兵马刚开始前进，就出现了大雨，军队被阻滞在险峻的深山中，已经有很多天了。运输的辛劳，肩挑背负的艰苦，耗费的人力已经很多；如果粮食物资一旦接济不上，事情的结果就会与最初的打算完全不一样了。《左传》上说：‘见到形势有利才向前进，知道形势困难就及时退却，这是用兵的好策略。’徒然使大军困在山谷之中，前进时抢不到粮食，后退又没有接到命令，这不是指挥军队的办法。周武王第一次讨伐商纣时中途撤军，商纣终究灭亡，可见他认清了上天对一切事情的时间安排。而今年收成不好百姓饥饿，陛下应当颁布英明的诏书，宣称自己要降低御膳的数量和质量，减少御用衣服的制作，一切用来玩赏的珍贵工艺品，都要停止制造。从前邵信臣在太平无事的年代出任少府卿，都还上奏请求停止生产那些耗费人力物力的珍稀食品，现今军费开支不足，更应该有所节制。”

明帝看了上奏之后，立即下诏让征蜀大军撤回。

后来明帝下诏，要朝臣广泛议论政治当中对人民不利的地方，杨阜的议论认为：“搞好政治在于任用贤才，振兴国家在于加强农业。如果舍弃贤才而任用自己宠爱的人，这是败坏政治最严重的一条。而修造广阔的宫殿，建筑高峻的楼台，从而妨碍人民从事生产，这是伤害农业最严重的一条。各种工匠不使他们制作的器具朴实简单，而争着制造新奇巧妙的玩赏品，以满足上面的欲望，这是危及根本最严重的一条。孔子说过‘暴政比猛虎还要可怕’的话，而今墨守成规受习惯势力左右的官员，为政不懂得政治的体制，无原则地喜欢烦琐苛刻，这是扰乱人民最严重的一条。当前极为紧急的事，就是要去除上面的四个‘最’，同时向九卿和郡国的太守、国相下诏，要他们举荐贤良、方正、忠厚质朴的人才供朝廷选用，这也是征求贤才的一种办法。”

杨阜又上疏请求遣散宫女当中没有承受过明帝亲近宠爱的那些人，于是召来宫廷有关办事员询问宫女的人数。办事员遵守以往的条令，对答说：“这是宫廷的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勃然大怒，打了这个办事员一百板子，数落着斥责说：“天子的秘密不让九卿知道，反而只让你这个小小办事员知道吗！”明帝得知此事之后更加敬畏他。

明帝的宝贝女儿曹淑，不满一岁就夭折了，他悲痛得很，追封她为平原郡公主，在洛阳为她修建神庙，安葬在南陵。下葬时他还要亲自哭悼送丧，杨阜上奏劝阻说：“高祖文皇帝、武宣皇太后安葬时，陛下都没有送葬，这是以天下为重，防备不测事件的正确做法。对抱在怀中的初生婴儿怎么能去送葬啊？”明帝不听他的劝告。

明帝在刚修造了许昌的行宫之后，又下令大修洛阳皇宫的殿堂楼阁。杨阜上奏进谏说：“唐尧喜欢住茅草、芦苇盖的房屋而人民安居，夏禹的宫殿修得低矮简陋而天下乐业；到了商、周时候，有的宫殿地基不过三尺高，室内的宽度也不过摆下九张见方九尺的竹席。古代的圣明帝王，都不愿意耗尽百姓的财力和人力来把自己的宫殿修得高大华丽之极。夏桀建筑璇室、象廊，商纣修造倾宫、鹿台，结果都丢掉了天下。后来的楚灵王因为修章华台而身受大祸，秦始皇建阿房宫则使儿子遭殃，天下反叛，才传到二世就告灭亡。如果不计算着使用人力，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想，没有不垮台的。陛下应当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把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作为自己最深刻的鉴戒。天神虽然高高在上，却清清楚楚察看着人间帝王的德行。谨慎地守着帝位，以继承祖父和父亲，都还担心会丢掉了巍巍大业；如果不日夜恭敬，诚恳谦虚，体谅百姓，反而让自己无所事事，让自己放纵行乐，只想把室殿楼台搞得尽量奢侈华丽，那么注定要遭到颠覆灭亡的厄运。《周易》上说：‘把房屋建造得很高大，用厚厚的草盖房顶，然而从门缝中一瞧，里面却阒无一人。’君主以天下为家，这几句是说把自己房屋建造得很高大的祸害，竟至于家里衰败得没有人影了。如今吴、蜀二贼联合，企图危及大魏江山。我朝的十万大军，东西两方奔赴，边境上没有一天的安乐日子，农民荒废了生产，老百姓饿得面黄肌瘦。陛下不担忧这一切，却修建宫殿，没有停止的时候。假如国家灭亡了而为臣可以单独生存下来，为臣就不会说这些话；要知道君主是脑袋，臣僚是四肢，存亡都在一起，得失共同承当。《孝经》上说：‘天子只要有七位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即使他是无道昏君也不会丢失天下。’为臣虽然才能低劣性格怯懦，怎么敢忘掉直言进谏的责任呢？话说得不恳切直率，不能够打动陛下。陛下不听为臣的忠言，恐怕先祖、先父的基业，将会垮倒在地上。假如为臣死了能够对事情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为臣在被处死之日，就好像自己是投生人间一般高兴不已。谨准备好棺材并沐浴身体，跪下来等待陛下的诛戮。”上奏得到皇帝阅看之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自写诏作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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