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听了不禁神色严肃起来。

这一年，有彗星出现在二十八宿中心宿所在的地方，高堂隆因此上奏说：“凡是帝王迁徙或者新立京城，都要先划定祭祀天地、土神和谷神的位置，恭恭敬敬地对待。在兴修皇宫的时候，最先修宗庙，其次修仓库，住房要放在最后。现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土神和谷神的祭祀位置全都没有划定，宗庙的修建又不合乎礼制，却忙着修建装饰陛下您自己的住处，弄得人民不能从事自己的本业。外面的人都说后宫妃嫔的费用，已和调派动用军队的开支，数字大体相等。老百姓不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都有怨恨和愤怒。《尚书》中说：‘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是从民众中听取意见观察问题的；上天表彰好人惩罚坏人，也是依据民众意见来进行表彰、惩罚的。’众人都赞颂的君主，上天就让他享受五种福分；民众都怨恨的君主，上天就让他遭受六种大不幸。这就是说上天的赏罚，完全听随民众的话，顺从民众的心。所以实施行政最重要的就是安定人民，然后仿照古代进行教化，才能感动上天和下民，从古到今，都是如此。用不高大的柞树做屋椽，把宫室修建得很低矮，这是唐尧、虞舜、夏禹能留下美好风范的原因；建造华丽宏伟的玉台、琼室，这是夏桀、商纣触怒上天的原因。现今兴建的宫殿，确实违背了礼仪制度，陛下又还新修了九龙殿，在装饰上比从前更加华丽。眼下天上出现了耀眼的彗星，开始时在房宿、心宿之间，后来靠近帝座而侵入紫微垣，这是上天对陛下慈爱，从而给以教导和告诫的迹象。这颗彗星运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星相学上的尊贵位置，可见天意的殷切深厚，是想一定要使陛下觉悟；这是慈父的诚恳训示，陛下要以孝子的恭敬礼节，为天下做出表率，以昭示后代子孙，不能有所忽视，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啊。”

当时军政两方面事务繁多，为了保证指令的执行，朝廷不惜使用严酷的法律。高堂隆为此上奏说：“开拓道路留下基业，必须等待圣明君主来完成；帮助君主匡正政治，又需要贤良的辅佐。这样，各种事情都会办成功，万物都会安定。而移风易俗，宣传教化，使四方的人民都衷心拥护中央王朝，使培养品德的教导能够光大兴盛，全国都倾心于道义；要做到这些，庸俗的官吏是绝对不行的。现今有关部门务求以刑律条文来督察人民，不遵循正道，所以刑罚不断使用而不能搁置起来，风俗衰败而不敦厚。陛下应当大力推广礼仪音乐，在明堂依次序颁布要实施的政治教化措施；举行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活动，修建祭祀天地的神坛和宗庙；尊重儒生，举荐和任用隐居民间没有出仕的人才；完善并公布制度，改用新历法，变动车马祭牲的颜色；表现出平易近人的态度，提倡节俭朴素；然后准备礼物和仪式程序举行封禅典礼，归功于天地；使太平盛世的音乐传遍天下，繁荣昌盛的教化流传后世。这才是一种完美的政治，不朽的宝贵事业啊。能够像这样，那么天下非常容易治理，还有什么担忧呢？不想纠正根本而只从枝节问题上来补救，这就像去清理蚕丝却反而把它弄得更乱一样，不是为政的正确办法。可以下令让公卿百官和学问渊博的儒生，制定出上述礼仪活动的详细内容，作为法定的规范。”

高堂隆又认为改用新历法，变动车马祭牲的颜色，在旗帜方面使用不同的式样、图案、颜色和名称，制造新型的礼器、乐器和兵器，这些都是古代圣明帝王为了使他们的政权和政治显得非常之神圣，使百姓耳目一新，而采用的一整套办法。所以古代的帝王各自使用不同的历法，历法有夏历、殷历、周历三种，表明三种不同的帝王传承关系。于是他对过去的典章制度加以陈述和申说，上奏请求改用新历法等。

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青龙五年（公元 237）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车马和祭牲的颜色以黄为贵，祭祀用的牲畜纯用白色，在帝王传承关系上选择了与殷历相应的传统。高堂隆升任光禄勋。

这时明帝更加起劲地大规模修建宫殿，装饰楼台亭阁，从太行山开采好石料，从穀城运来具有美丽花纹的石头，在后宫芳林园中垒造景阳山，在太极殿的北面新修昭阳殿，铸造金属的黄龙、凤凰等奇特雄伟的鸟兽，用来装饰金墉城、陵云台、陵霄阙等。各种工程一齐上马，从事修建的民工数以万计；公卿百官以及太学的学生，全部要参加劳动，明帝甚至亲自带头去挖土。与此同时，辽东的公孙渊举兵对抗朝廷，毛皇后被迫自杀，连降大雨，冀州洪水泛滥，淹死许多百姓。

高堂隆上了一道奏疏恳切进谏说：

《周易·系辞》中说：“天地的最大德泽是养育生命，

圣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君主位置；用什么来保有君主的位置呢？说是用仁；用什么来聚合人民呢？说是用财。”可见人民，乃是国家的重心；谷物和布帛，乃是人民的生命。谷物和布帛，离开天地对生物的创造和变化作用就长不出来，离开人工劳动也生产不出来。所以礼仪中有皇帝亲耕籍田，目的是勉励农民耕作；又有皇后采桑养蚕，目的是鼓舞农妇纺织；同时也以此向上帝致意，表示虔敬并报答他的恩赐。

从前在唐尧时候，碰上有灾难和厄运的年辰，洪水滔天。尧让鲧去治水，结果不成功，又改用夏禹。夏禹沿山砍伐树木，治理洪水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灾害疾苦的严重，再没有超过那一次的；而工程的持续时间，也再没有比这更久的。当时的唐尧、虞舜，只是安坐在君主的位置上而已。夏禹在治理洪水的同时又区分九州，众多参加工程劳作的人都得到酬报，官员和百姓，各有不同的服饰。现今并没有当时那么紧迫的情况出现，却让公卿百官和身份低贱的劳工在一起挖土搬石。要是四方的少数族听到了，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要是记载在史书上流传后世，那更不是什么好名声。因此，拥有国家的人，说近处是对待自己，说远处是对待他人，都要爱护关心。所以《诗经》中《泂酌》一诗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老百姓的父母。”如今上上下下一齐参加劳役，疾病流行而庄稼歉收，从事农耕的人减少，饥荒不断出现，老百姓没法度过年关。陛下一定要给以怜悯抚恤，解救他们的困苦。

为臣看了过去书籍中的记载，天人之间，没有不发生感应的。所以古代明智的帝王，畏惧上天明确的命令，遵循阴阳的反顺，兢兢业业，唯恐有所违反，然后政治才能振兴，道德与神灵的要求符合；一旦有灾害和反常的现象出现，立即产生恐惧而注意改进政治。像这样做的君主，没有不使王朝的寿命长久不断的。而在各个王朝的末期，昏庸荒淫的君主，不重视先辈留下的好规矩，不接受正直大臣的忠言；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对上天用灾害和反常现象发出的告诫毫不在意。像这样做的君主没有不跟着就陷入灾祸，以至于丧失天下的。有关天意的情况既已说明，下面再说人事。

六种感情五种禀性，人们都共同具有；而嗜好情欲和廉洁正直，分别居于一方。内心一动，上述两方的情感都在心中发生斗争。情欲强大而本质衰弱，就会放纵没有节制；内心没有节制，行为也就荒唐得不着边际。情欲所注意的，无非是好的和美的东西；而要做出这两种东西，不花人工不行，不消耗谷物布帛不行。情欲一旦失去控制，那么人民就不能承受由此带来的劳苦，物品也就不能满足由此带来的需求。劳苦与需求一并出现，必将引起祸乱。所以君主要是不割舍情欲，普天下的东西都不够他耗用。孔子说：“人要是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近前的担忧。”由此看来，礼仪上的制度，不单是要限制欲望上的过分，而且是为了避开祸害振兴政治啊。现今吴、蜀二敌，并不是没有什么能耐的小毛贼，临时聚集在城镇的乌合之众，而是占据险山凭借长江，拥有大量军队，非分地自称皇帝，要想与中原的大魏争夺天下的强劲对手。如果现在有人跑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在实施德政，并且厉行节约，减轻租赋，不制造供自己玩赏的物品，一举一动都咨询老者和贤人，各项事务都遵循礼仪制度。陛下您听了，难道不会感到忧惧并且讨厌他们这样做，认为这样将难以一下子消灭他们，是国家的一大忧患吗？如果跑来报告的人说：这两个敌人头领都不守正道，奢侈无度，役使百姓，加重租税，下面的百姓不堪忍受，怨叹日益严重。陛下您听了，难道不会勃然发怒，愤恨他们虐待无辜百姓，准备尽快诛灭他们，同时难道不庆幸对方日益衰败很容易攻取他们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换个位置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事理上的算度和判断也就不难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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