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描述君臣相互告诫，因此天下稍微得到安定，然而左右的辅佐之臣不够贤良，所有的事业都毁坏的记载时，没有一次不感动得落泪。周成王作《周颂》，推究自己所受的创伤，为国家所遭遇的祸难而感到悲哀，怎可说他不是小心谨慎、善始善终的帝王呢？君子不因为穷困而修养道德，志得意满就背弃礼义，应该在安逸的时候想到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安定的时候想到创始时的艰难，沐浴在富裕之中应该歌颂勤奋的品质，不是具有崇高道德的人谁能像这样啊！书上说“统治安定大功告成，礼乐制度于是产生”。天下为人之道越深奥，帝王的品德越崇高，他所认为欢乐的事情就越不同于常人。水满了却不减少就会流出来，时机成熟了而不能把握就会跌倒。大凡创作音乐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君子把谦虚退让视为礼节，把削减欲望视为乐事，音乐产生的意义大概就像这样。由于地域不同，人的性情习俗也不同，所以广博地采集各地民风习俗，与声律相协调，用来弥补不足和移风易俗，帮助推行政令与教化。天子亲自在明堂观看乐舞，可以使民众洗清内心的邪恶与污秽，调和饱满无缺的人性，用来整饬其性情。所以说《雅》《颂》的音乐奏起，民众就会持守正道；高亢嘹亮的音乐演奏起来，战士就会振奋精神；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响起，人们就意乱情迷了。等到音调和谐以后演奏，飞鸟走兽也都会为之动容，更何况是心怀五常、明辨爱憎的人了，这就是自然之势吧？

治国之道匮乏，郑国淫邪的音乐就流行起来，封国之君世袭之主，在邻近州郡名声显扬，却争着欣赏互比高低。自从孔子无法与齐国俳优在鲁国并存，即使隐退后整理雅正的音乐来诱导世人，创作五章来讥刺时政，还是没有办法感化世人。慢慢地到了六国时代，人们随波逐流而沉湎于逸乐，于是一去不回头了，最后自身败亡，宗庙被毁，国家被秦国吞并了。

秦二世更是把音乐当成娱乐。丞相李斯进谏说：“放弃《诗》《书》，把心思花在享受声色上，这正是古代贤臣祖伊担心的事情；忽视细小过错的积累，在漫漫长夜里放纵心意，这正是暴君纣王灭亡的原因。”赵高说：“五帝和夏、商、周的开国之君各自崇尚不同的音乐，用来表示礼法不相承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能够相处得见面时欢欣喜悦，相处得情意深厚，除了这种音乐就不能使和谐愉悦的感情得以沟通，也不能使上级布施的恩泽得以流行，这也都是各自时代所具有的风尚，王者会根据时代的不同来选择音乐，为什么一定要有华山的騄耳宝马然后才去走远路呢？”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对。

高祖路过故乡沛县时作了《三侯之章》的诗歌，让小孩学着唱。高祖逝世时，朝廷命令沛县一年四季都要在祭祀宗庙时以此诗为歌舞乐曲。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在位时都没有任何增加和更改，在乐府里也只是像往常一样演练罢了。

到当今皇上即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让侍中李延年按次序谱曲，任命他为协律都尉。仅通晓一部经书的学者不能独自解释诗歌的含意，朝廷把通晓五经的学者全部召集起来，相互研究、诵读，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其中大多是出自《尔雅》的文字。

汉朝通常在正月上旬辛日在甘泉宫祭祀太一之神，从黄昏时分起在夜间开始祭祀，到天亮以后结束，祭祀的时候经常有流星划过祭坛的上空。安排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唱歌。春天唱《青阳》，夏天唱《朱明》，秋天唱《西暤》，冬天唱《玄冥》。这些诗歌世间多有，所以不在这里讨论。

皇上曾在渥洼水中捕获一匹神马，又配曲为《太一之歌》。歌词说：“太一神的恩赐啊，天马降临人间，身上沾满红色的汗啊，嘴里流出褐色的唾沫。从容驰骋啊，一跃过万里，现在什么能与之匹敌啊，龙是它的朋友。”后来征伐大宛得到了千里马，马名叫“蒲梢”，配曲成为歌。歌词说：“天马来啊，从遥远的西方，经历万里啊，归顺有德的皇帝。承蒙神威啊，降服外国，跨越流沙啊，四方蛮夷宾服。”中尉汲黯进谏说：“大凡称王的人创作音乐，对上用来继承祖宗的恩德，对下用来教化亿万臣民。现在陛下得到几匹马，作诗用来歌唱，并且用于宗庙祭祀，先帝和百姓怎么能理解这种音乐呢？”皇上沉默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皇上的作品，应当处以灭族之刑。”

大凡音律的产生，来自于人心的变动。人心的变动，是外物造成的。人心有感于物而变动，所以形成声音；声音相互呼应，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一定的规律，就叫音律；编排音律用来娱乐，再借助武器、旗帜来表演，就叫音乐。音乐，是由音律生成的，它的根源在于人心有感于物。所以被物所感而生哀痛心情时，其声急促而且迅速减弱；心生欢乐时，其声舒慢而宽缓；心生喜悦时，其声发扬而且轻散；心生愤怒时，其声粗勐严厉；心生敬意时，其声正直清亮；心生爱意时，其声柔和动听。这六种声音并不发自人的本性，而是内心有感于物后产生的，因此古代圣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所以礼仪用来引导人们的志趣，音乐用来调和人们的声音，政令用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刑罚用来防范人们的奸邪。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都是用来统一民众的思想，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大凡音律，是从人的内心中产生的。感情在内心震荡，因此形成声音，声音符合一定的韵律就叫音律。所以太平之世的音乐充满了安逸和快乐，其政治和谐；动荡之世的音乐充满了怨恨和愤怒，其政治混乱；将亡之国的音乐充满了悲哀和忧愁，其民众困顿。声乐音律的道理，和政治是相通的。宫声好比君主，商声好比大臣，角声好比人民，徵声好比政事，羽声好比器物。宫、商、角、征、羽五声不紊乱，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音调。宫声紊乱音律就荒废，那么君主必定骄纵；商声紊乱音律就邪僻，那么大臣必定败坏；角声紊乱音律就忧郁，那么人民必定怨恨；徵声紊乱音律就悲哀，那么政事必定繁重；羽声紊乱音律就高危，那么财货必定匮乏。五声全都紊乱，相互交替着占据主旋律，就叫无礼。像这样的话，国家的灭亡就时日无多了。郑国、卫国的淫邪之音，是动荡之世的音乐，接近于无礼的地步了。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是将亡之国的音乐，其政治涣散，其百姓流亡，下级欺骗上级，徇私舞弊的行为不可制止。

大凡音律，是从人的内心中形成的；音乐，与伦理道德是相通的。因此只知道听声音而不知道调和音律的，是禽兽；只知道听音律而不知道创作音乐的，是庶民。只有君子能通晓音乐。因此通过审察声音来理解音律，通过审察音律来理解音乐，通过审察音乐来理解政治，这样治国的方法就完备了。所以不知道声音的不可以跟他讲音律，不知道音律的不可以跟他讲音乐，理解音乐就接近于通晓礼仪了。礼仪和音乐都具备，就叫有德。仁德就是获得。因此音乐的隆盛，不在于把奏乐的规模发挥到极致；宴享礼的隆盛，不在于把食物的美味发挥到极致。演奏《清庙》的瑟，外表是红色的丝弦，底部有两个通气洞，一个人领唱三个人咏叹，音乐得以流传百世。大飨的礼仪崇尚玄酒，俎板上盛放生鱼，肉汤不加五味调料，原味得以流传百世。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的，是要用来教导民众判断善恶的，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

人生下来的时候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内心受到外物刺激而有所振动，这是本性的外在表现。外物出现而心智感知，然后喜好和厌恶的情感就会表现出来。喜好和厌恶的情感在内心毫无节制，心智就会被外物诱惑，不能回归自己最初的心境，理性就随之泯灭了。外物对人的感动是没有穷尽的，而人的喜好和厌恶毫无节制，那么外物出现人就会被同化。人被外物同化，就会通过泯灭天理来满足个人欲望。于是就产生了悖逆和诈伪的念头，也会做出淫靡佚乐和犯上作乱的事情。因此强大的胁迫弱小的，众多的欺凌寡少的，聪明的诈骗愚昧的，勇勐的摧残怯懦的，生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寡得不到应有的安置，这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做法。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乐，人们因为它而节制欲望。表达哀思时披麻哭泣，是为了节制丧事；敲打钟鼓、挥动盾牌和斧头的舞蹈，是为了调和安乐；婚姻之事和成人仪式上的冠笄之礼，是为了区别男女；乡射和宴饮之礼，是为了规范社交。礼仪节制民众的思想，音乐调和民众的愿望，政令推动礼乐的施行，刑罚防止礼乐被破坏。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四个方面通达而不相抵触，那么王者的治国方略就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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