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和齐国的军队在郎邑作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问冉有：“您在带兵打仗上的才能，是学习得到的，还是天生就有呢？”冉有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问：“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呢？”冉有回答说：“任用他要与名分相合；在百姓中宣扬他，连鬼神也不会对他不满。像我学到的这些用兵之道，即使能得到千社的封赏，老师也不会贪图这样的利益。”季康子说：“我想要召请孔子，可以吗？”冉有回答说：“想要召请他，就不要像对待小人那样限制他，那样就可以了。”卫国的孔文子打算领兵攻打大夫太叔，向孔子询问计策。孔子推说自己并不知道，退出来后就吩咐备好车马立即离开，说：“鸟儿能选择在哪棵树上栖息，树木怎么可以选择鸟儿呢！”孔文子坚决地挽留他。当时正赶上季康子驱逐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来迎接孔子，孔子就返回了鲁国。

孔子从鲁国离开一共有十四年，然后才回到鲁国。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施政的方法，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的关键在于选择臣子。”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施政的方法，孔子说：“举荐正直的人，安置在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之上，心术不正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季康子对盗贼十分忧虑，孔子说：“只要您没有贪欲，即使奖赏他们，他们都不会偷窃。”然而鲁国最终还是没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谋求官位。

孔子所处的时期，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诗》和《书》都已残缺。孔子追寻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叙列《书传》，向上记录到唐尧、虞舜之际，向下记录到秦穆公，按着次序编排这其间的历史事件。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能够说出来，但杞国并未留下足够的文献来证明我的说法。殷商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宋国并未留下足够的文献能够证明我的说法。如果文献充足，我就可以运用文献来证明这些礼制了。”孔子在审视了殷商与夏朝礼制增损变化的情况后，说：“即使是百世之后的情况，也是能够知道的，延袭不变的是精神本体，增损改变的是文采仪节。周朝的礼制借鉴夏、商两代，文采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认同周礼。”因此《书传》和《礼记》都是由孔子整理编辑的。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说：“乐曲的演奏过程是能够知道的。初始演奏时，声音齐全配合十分妥帖，接着音乐展开变得和谐而清晰，乐声持续不断，一直到一部乐曲演奏完成。”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诗乐得以订正，《雅》和《颂》的每篇每章都在它应在的地方。”

古时的《诗》共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删去其中的重复之处，选取那些能够用在礼义教化方面的，向上采用商朝的始祖契、周朝的始祖后稷之事，中间论述殷商、周朝的兴盛，一直到周幽王与周厉王的过失，从男女夫妇的关系以及爱情的诗篇开始。因此说“《关雎》篇是《国风》的第一篇，《鹿鸣》篇是《小雅》的第一篇，《文王》篇是《大雅》的第一篇，《清庙》篇是《颂》的第一篇”。《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孔子都配乐弹唱，以使其能与韶武雅颂的声情精神相合。礼乐制度从此才得以记述，并以此来完备治国施政之道，修成六艺。

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编写了《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五种注释的书。他读《易》，编竹简的皮绳都被磨断了三次。他说：“再多让我活几年，要真的这样，我对《易》的文辞与义理都能掌很透彻了。”

孔子从诗、书、礼、乐四个方面来教导弟子，跟随他学习的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兼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的共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这样略从孔子受过业的，也有不少。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导弟子：文采辞令、社会实践、忠恕之道及遵守信用。令弟子断绝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不武断抉择、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需要尤其谨慎的有：祭祀前的斋戒、战争、疾病。孔子极少将利益和天命、仁德放在一起谈论。弟子要是没到有疑难且无法弄懂的焦灼之时，孔子不会启发他。要是不能举一反三，孔子也不再教授了。

孔子在自己的家乡，温和谦逊，好像是个不善言谈之人。他在宗庙与朝廷之上，谈论问题都明辨而条理明晰，只是态度依然恭谨。上朝时，孔子和上大夫谈话，态度中正而不卑不亢；和下大夫谈话，态度则和乐悦而亲切。

孔子进入国君的宫门时，低着头，弯着腰，非常恭敬；进来后，小步地快速前行，十分恭敬。国君召他来接待贵宾，他的表情十分庄重。国君有命要召见他，不等车辆备好，他就起身出发了。

鱼不新鲜，肉变腐败，割肉不符合规定，孔子不会吃。坐席摆放得不合规矩，孔子不会坐。在处于丧事中的人身旁吃饭，孔子从未吃饱过。

在这天里哭泣过，就不会再唱歌。看到穿着丧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个小孩子，孔子也一定会改变神色以示同情。

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有可以当我老师的。”又说：“品德得不到修明，学业得不到讲习，听到正义的道理却不能施行，缺点和错误没能得以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要求别人唱歌，要是唱得好，就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他一起唱。

孔子不谈论和怪异、暴力、悖乱、鬼神有关的话题。

子贡说：“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文献方面的文辞知识，是能够听到而得知的。老师教导我们的和天道与天性有关的言论，是不能够听到并知晓的。”颜渊赞叹说：“老师的学说，越是抬头仰望，越觉得崇高；越是去钻研，就越能体会到其中的坚实与深厚。看到它就在前方，忽然又跑到后面。老师善于有条理有计划地诱导人，用文献典籍来丰富我们的知识，用礼仪规范来约束我们的言行，即使想停止学习都不能做到。已然竭尽了我所有的才力，似乎能在社会中独立了，但是想要再前进一步，却不知如何着手了。”达巷那个地方的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却并未因为某项专长而出名。”孔子听说了这话，说：“我有什么专长呢？驾车吗？射箭吗？我还是擅长驾车吧。”牢说：“老师曾说过‘没能得到任用，这才学会了这么多技艺’。”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春季，孔子到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锄商抓到一头罕见的野兽，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孔子看了看野兽，说：“这是只麒麟。”狩猎的人就把野兽带走了。孔子说：“黄河并未出现神龙背负的八卦图，洛水并未出现神龟背负的洛书，我已经没希望了！”颜渊去世，孔子说：“上天这是要我的命啊！”等到西行前去狩猎时发现麒麟，孔子说：“我的学说已经山穷水尽了啊！”深深地长叹着说：“没有人能理解我呀！”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理解老师呢？”孔子说：“我不抱怨上天，也不归咎于世人，下学人间世事，上达天理命运，能理解我的恐怕只有上天了吧！”

孔子说：“不屈从自己的志向，不侮辱自己的身体，只有伯夷、叔齐做到了吧！”又说“柳下惠、少连屈降自己的志向，侮辱自己的身体”。又说“虞仲、夷逸避世归隐，直言世务，行事符合清廉高洁的标准，自我废弃也算权宜得当”。又说“我就和这些人不同，没什么是绝对可以的，也没什么是绝对不可以的”。

孔子说：“不行，不行，君子担心的就是死后得不到后人的称道。我的学说不能推行，我要把什么留给后世之人呢？”就这样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文献编撰了《春秋》，上自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记录了十二个国君。《春秋》以鲁国为纲领，以周王室为正统，以殷朝为借鉴，融会贯通三代的经验教训。文辞简约自然而旨意宏大深远。因此吴国和楚国的国君自称为“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之会其实是晋侯召周天子前往的，而《春秋》隐讳地说“天王在河阳狩猎”。推究此类的法则以作为衡量当世人所作所为的标准。这样贬斥责备的大义，等待后代以仁德治国的君王加以推广利用。《春秋》的大义得以贯彻和执行，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就非常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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