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秦王嬴政即位后，蚕食了天下，吞灭了混战中的各国，号称“皇帝”，掌握全国的政治，毁坏诸侯国的都城，毁掉他们的武器，用来铸成钟虡，以示不再用兵。广大人民因此免于战争的灾害，遇上了圣明天子，人人都以为得到了新生。假使秦朝放宽它的刑罚，少征收赋税，减轻徭役，重视仁义，轻视权势利益，崇尚忠厚，鄙视智巧，移风易俗，使全国的百姓得到教化，那么必定会世世代代太平。但是秦朝没有推行这种风气而是因循它以前的风俗，让那些长于智巧追求权势利益的人得以进用，忠厚而诚信的人却遭到斥退；法律严苛，政治残酷，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天天听到的都是他们的赞扬声，于是心满意足，想入非非。想要扬威于海外，就派遣蒙恬统率军队向北攻打胡人，开辟疆土，推进国境，在北河驻守，令百姓快速转运粮食，紧随其后。又派尉官屠睢率领水军去攻打南方的百越，派名字叫作禄的监御史凿通运河，运送军粮，深入到越人的土地，越人逃走。经过长期相持，粮食短缺，越人反攻秦军，秦军大败。秦朝于是派了尉佗率领士兵戍守越地。正在这个时候，秦朝在北方与匈奴结下冤仇，在南方与越人结下冤仇，在没有用的地方驻扎军队，只能前进而不能退守。经过了十多年，成年的男子都披甲当兵，成年的女子都转运粮食，痛苦得无法生活下去，就在路旁的树上上吊自杀，死掉的人一个接一个。到了秦始皇去世后，天下发生大叛乱。陈胜、吴广攻取了陈县，武臣、张耳攻取了赵地，项梁攻取了吴县，田儋攻取了齐地，景驹攻取了郢，周市攻取了魏地，韩广攻取了燕地，穷山深谷中，豪杰之士同时起兵，多得记载不过来。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不是大官的属吏。他们没有一点权势，从闾巷间兴起，手里拿着戟矛，顺应时势行动起来，不用共谋而同时起兵，不用约定而同时会合，占有的土地不断扩大，一直发展到称王称霸，这是那时的教化所导致的。秦朝皇帝有天子的尊贵，有天下的富足，国家被灭亡宗族的祭祀因而断绝，这是穷兵黩武所导致的祸害。因此周朝的败亡在于国势的衰弱，秦朝的败亡在于国势的强大，这是不会因为时势而改变的。

如今朝廷想要招降南夷，使夜郎国来朝拜，降服羌、僰，攻取濊州，建置城邑，又深入匈奴，烧毁他们的茏城，议论的人都赞美这个打算。这是做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的长远谋略。如今中原地区没有狗吠的惊扰，而外面为远方备战所牵累，使得国家凋敝，这不是养育民众的办法。去实现无边的欲望，让心意畅快，和匈奴结下冤仇，这不是安顿边疆的办法。结下祸害而不能解除，停止战争而又重新兴起，让近处的人愁苦，让远处的人惊恐，这不是能够持久的做法。如今天下的人都在锻造铠甲、磨制刀剑，矫正箭杆，积攒弓弦，水陆两路运输粮食，看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天下的百姓都忧虑的。战争时间一长就会有变故兴起，事情一繁杂就会产生疑虑。现在外郡的土地有的多达几千里，列城几十座，山川和土地的形势足以控制百姓，威胁旁边的诸侯，这不是公室皇族的利益所在。往上看，齐国、晋国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在于公室太衰弱，而六卿太过强盛；往下看，秦朝之所以灭亡，其原因在于严刑酷法，欲望大得没有边际。现在郡守的权力，不只是过去六卿那么大；郡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么一点凭借；铠甲武器等军事装备，不只是戟矛那么点用处：以这些条件，遇上万世少有的变乱，那么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主父偃劝皇帝说：“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一百里，中央强地方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拥有几十座相连的城池，土地方圆千里，太平的时候，他们骄横奢侈，容易做出过分而不守规矩的事，危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强大，联合起来抗拒朝廷。现在以法令来分割减弱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反叛，以前晃错的建议就是这样。现在诸侯的子弟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可以世代承继，其余的子弟虽然也是诸侯的骨肉，却得不到一点封地，这样仁爱孝道就不能散播。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将封地分给诸侯子弟，封他们为侯。那些诸侯子弟都高兴地得到他们所想要的，陛下施行了恩德，实际上分裂了诸侯的封国，不必削减封地诸侯的势力就逐渐衰弱了。”于是皇帝听从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皇帝说：“茂陵县刚设置，可以把天下豪强兼并之家与有能力作乱的人，全都迁到茂陵县去，内则充实了京城，外则除去了奸猾的人，这就是不用诛杀的办法而消除了祸害。”皇帝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子夫做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谋等事情，主父偃都立下了功劳。大臣们都怕主父偃的嘴，贿赂、赠送给他的钱总计达千金。有的人劝主父偃说：“你太过专横了。”主父偃说：“我自从束发游学以来已经四十多年了，自己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作儿子看待，兄弟不肯收留我，宾客远离我，我窘困的日子很长久了。而且大丈夫活着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就接受五鼎烹煮的刑罚。我现在已经到了日暮途远的时候，因此要倒行逆施，仓促行事。”

主父偃强调说朔方的土地肥沃，外面有黄河为凭借，蒙恬曾在那里筑城来驱逐匈奴人，内则省去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朝廷疆土，消灭匈奴的根本所在。皇帝看了他的奏议，就交给公卿们商议，大家都说不利。公孙弘说：“秦朝的时候曾经征发三十万人在北河修筑城池，最终没有修筑成，不久之后就放弃了。”主父偃极力讲述修筑朔方城的好处，皇帝终于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设置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向皇帝讲了齐王刘次景在王宫之中淫乱并且行为邪僻的事情，皇帝任命主父偃担任齐相。主父偃到达齐国，将他的兄弟和宾客们都召来，散发了五百金给他们，傒落他们说：“当年我贫困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们不让我进门；现在我做了齐相，你们有的人到千里之外迎接我。我与你们绝交了，不要再进入我家的大门！”因此派人以齐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来震慑齐王，齐王觉得自己最终也不能摆脱罪责，担心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处以死刑，于是就自杀了。有关部门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皇帝。

主父偃当初做平民的时候，曾经游历燕、赵，等到他富贵了，就揭发燕王的阴谋。赵王担心他成为赵国的祸害，打算上书言明他的阴私，由于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等到他当了齐相，出了函谷关后，赵王就派人给皇帝上书，控告主父偃接受诸侯的金钱，因此诸侯子弟很多得以封侯。等到齐王自杀，皇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认为主父偃威胁齐王，导致他自杀，于是将主父偃召回交由法官治罪。主父偃承认接受了诸侯的贿金，而他的确没有威胁齐王令他自杀。皇帝不打算诛杀他，当时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就对皇帝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齐国就得废除改为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本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陛下若不诛杀主父偃，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于是就将主父偃全族诛杀。

主父偃正尊贵受到皇帝宠信的时候，他的宾客有数千人，等到他被灭族而死时，没有一个人来为他收尸，唯有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安葬了他。皇帝后来听说这件事，认为孔车是个忠厚的长者。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然好，但也是遇上了好时机。汉朝创建八十多年了，皇帝正祟尚儒家学说，招揽贤能的人，来弘扬儒家和墨家学说，公孙弘是第一个被选的人。主父偃身居要职时，那些王公大臣都赞誉他，到他名誉扫地被诛杀时，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啊！

太皇太后给大司徒、大司空的诏书写道：“据说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要使人民富裕；让人民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说‘使君主安宁，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还好的了’。‘礼，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曾有九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的功劳，而孔子却说他不懂礼，因为他太过奢侈，用度能和国君相比拟。夏禹住矮小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而后世的圣人不因循他的做法。因此说，国家政治的鼎盛，君主的德行优良，没有可以超过节俭的。以节俭来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秩序得以形成，骨肉的恩情得以加深，争论诉讼的根源得以消灭。这难道不是家给人足、刑罚废弃不用就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吗？怎么能不尽力去做呢！三公是百官的统帅，是万民的表率。这就是没有立起垂直的木柱却产生弯曲的影子的道理。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你率先走正道，谁敢不跟着走正道’。‘提拔贤能的人以教育能力不高的人，那么人民就会努力做事’。汉朝自从创建以来，宰辅大臣而能亲自实行节俭，轻视钱财重视仁义，表现特别突出的，没有像过去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那样的人。他身居丞相之位而盖布被，吃粗米饭，每顿饭不过一个肉莱。对老朋友和他所喜欢的宾客，他都拿俸禄来供养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财。这是在内心自我克制而言行遵守制度。汲黯指责他，这些事才被朝廷知道，他的做法可以说是低于制度规定的标难而能够施行的。只要是德行优良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与那些背地里奢侈无度而表面上装作节俭以赚取名誉的人是不同的。他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孝武皇帝立刻下令说‘褒奖有功的人，赞扬有德的人，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你应当知道这些。愿你减少思虑，保养精神，再以医药辅助治疗’。赐给他假期治病，还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几个月后，公孙弘的病痊愈了，开始履行职责办公。到元狩二年（前121年），他终于在丞相的位置上寿终正寝。了解大臣的没有超过君主的了，这就是明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承袭了他的爵位，后来做了山阳太守，由于犯法而失去了侯爵。表彰道德仁义，是想要勉励教化，这是古代圣王的惯例，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赐予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传人以关内侯的爵位，赐予三百户食邑，以公车将他们征召到京城中，将他们的名字报告到尚书那里，朕要亲自当面给他授予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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