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天下的形势，就像是一个人得了浮肿病，小腿差不多和腰一样粗，一个手指差不多和大腿一样粗，平时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完成，一两个手指有痛感，全身都应付不了。错过现在时机不进行医治，一定会成为顽症，以后就算出现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力医治了。此时的病还不只是得了浮肿，还要遭受脚掌变形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之子，是陛下您的堂弟，然而如今的楚王，却是您堂弟之子。齐悼惠王之子，是陛下您的亲侄子，然而如今的齐王，却已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与陛下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的人，有一些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使天下稳定，而那些血缘关系与陛下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大权在握，开始对天子形成威胁了。因此我才说国家形势的险恶，不只是像人得了浮肿那样，还遭受脚掌变形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值得为之痛哭的，就是这样的病。

“全国的形势，就像一个人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天子对天下来说就是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至高的君主。以蛮夷为名的四方部族，对天下来说就是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身份低下的臣属。如今匈奴态度傲慢，使朝廷受辱，侵掠地方，抢夺人民，极其不敬；但是汉朝廷却每年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给匈奴。双脚反过来在上面，头颅却处于下方，如此倒悬，谁也解救不了，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还能说国家有贤能的人吗？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如今陛下不去攻打强敌却去猎取野猪，不逮捕造反的盗贼却捕捉畜养的兔子，在微不足道的娱乐中沉沦却不考虑消除大患，本来可以使威德声望远播，但现在与长安相距只有数百里的地方，却不能实行朝廷的威势和政令。值得为之流涕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如今平民居住的房屋，装饰墙壁时可以依照皇宫的规格；身份低贱的妓女戏子，在妆扮自己时使用皇后的头饰。况且，皇帝本人穿的是粗丝黑衣服，然而那些富民装饰房屋墙壁用的却是华丽的绣织品。天子的皇后在衣领上所加的边饰，却是平民的小妾用来装饰鞋的。我所说的悖乱就是这些。再说一百个人所生产的丝绵绸缎不够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的人都不遭受寒冷的痛苦，怎么能实现呢；一个农夫耕作，前来分吃的人却有十个，要使天下的人都不遭受饥饿，也是做不到的；百姓们饥寒交迫，要想不让他们做奸邪之事，是办不到的。这是值得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鞅将礼义和仁爱恩惠抛弃，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进取上；秦国把他的新法推行了两年，结果风俗一天天败坏。于是秦国的人，富有之家，儿子长大成人后便和父母分家，贫穷的家庭，儿子长大后就去当赘婿；儿子把农具借给父亲，脸上就表现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马上被责骂；儿媳把吃奶的婴儿抱在怀中，竟然和公爹坐在一起；媳妇和婆婆关系差，就当众争吵；秦人只知对儿子慈爱，贪财求利，这与禽兽的差别已经没有多少了。直到如今，秦人还有未改变的残余风俗，将礼义抛弃，置廉耻于不顾的风俗，每天都在加重，可以说是每个月都有发展，每年都变得不同。人们在做事时，并不考虑它是不是应该做，而只考虑是否能够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经出现了子弟杀其父兄的现象。而朝廷大臣眼中的大事只有郡县地方官员不按规定期限将统计文书上交朝廷，至于风俗逐渐恶化，世风日益败坏，却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耳闻目睹都无法引起注意，认为那样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更易风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步入正道，这并非庸俗的官吏有能力做到的。庸俗的官吏能做的只是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对治国的大体一无所知。陛下您自己对这些问题又不忧虑，我私下为陛下觉得惋惜！为什么不在此时就将根本制度确立起来，使君主符合君主的形象，臣子符合臣子的形象，上下有各自的等级，父子六亲分别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个制度如果确立起来，后世子孙就可得到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准则可以遵循；如果根本制度得不到确立，就像没有缆绳和船桨而横渡江河，船在行到江河中心时遇到风波，就一定会沉没。这是值得为之深深叹息的。

“夏朝、商朝和周朝天子的尊位都承传了数十代，秦为天子只有两代就灭亡了。人性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从而使统治得到了长期的维持，而秦无道就极为短促呢？这是可以找到原因的。古时君主如果英明，在太子诞生的时候，就按礼义的规定对待他，相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严肃，前往南郊举行礼仪，从宫门经过就下车，从宗庙经过就恭敬地小步快走，因此，太子从婴儿时开始，在道德礼义方面就已经接受了训练。等太子到了儿童时期，稍微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对他加以熏陶，将奸邪小人驱逐，不让恶劣的行为被太子看见，这时，天子谨慎地从天下臣民中挑选为人正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博学多识而又熟悉治国之术的人对太子加以拱卫和辅佐，让他们与太子相出入。因此，太子从诞生的时候起，能够见到的都是正事，能够听到的都是正言，能够实行的都是正道，他的前后左右全是正人。一直和正人在一起，他在思想言行方面不可能不正，这与在齐国生长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同不正的人在一起，就会成为不正的人，这与在楚地生长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与天性一样，形成习惯就会自然。’同时学习礼义和开发智力，共同增长，因此无论如何切磋都问心无愧；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同步形成，因此道德礼义观念就像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统治，其原因就是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的存在。到秦朝时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秦始皇让赵高担任胡亥的老师，教给胡亥断案判刑的方法，胡亥学到的，不是斩首和割鼻，就是将人三族诛灭。胡亥第一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说那些出于忠心进谏的人是诽谤朝政，说那些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是妖言惑众，把杀人等同割草。这难道只是由于胡亥有凶恶的天性吗？是因为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与正道不符。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灭亡得很快，是可以见到其辙迹的；但若不引以为鉴，后车会再次倾覆。天下的命运，由太子一人决定，想让太子成为优秀的继承人，在于及早教育并选择贤人辅佐太子。在童心未失之时进行教育，容易取得成效；使太子领会仁义道德的主要内容，是教育的责任；至于使太子通过习惯形成善良的品行，那就是他身边亲随的责任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有相同的哭声，也没有什么欲望和嗜好上的不同；等到长大后形成了不一样的风俗习惯，各说自己的语言，虽然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生活在那里，这完全是教育和习惯导致的。因此我才说为太子选择身边亲随、及早加以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正确并且身边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会正，太子一正就可使天下安定了。《尚书》中说：‘天子一个人善良，万民全都仰仗他。’对太子的教育是当务之急。

“普通人的智力，能理解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见到即将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就是将某种行为制止于它即将发生之前，而法则是惩罚已经发生的行为。因此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不易了解。如果对善行以奖赏来奖励，对罪恶以刑罚来惩治，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就会像金石般坚定；实行这样的法令，像春夏秋冬四季般准确无误；确立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有如地载天覆那样无偏无私，怎么能以为奖赏和刑罚是先王所不用的呢？然而，人们反复称赞的礼，可贵的地方在于能在尚未萌生时便杜绝罪恶，从细微的地方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在不知不觉间日趋于善，远离罪恶。孔子说过：‘审理讼案，我和别人相同；然而我一定要杜绝讼案的发生！’为君主谋划，首先应当对选择什么和抛弃什么加以审定，在内确立了取舍标准，于外就会表现出相应的安危后果。秦始皇希望尊奉宗庙并使子孙后代得到安定，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一样的。不过，商汤和周武王普及德政，保持了六七百年；而秦始皇只统治了天下十多年就彻底覆灭。这并无别的原因，就是由于商汤和周武王很慎重地决定取舍，而秦始皇不慎重地决定取舍。国家的政权，本就是一个大器物；如今由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之处就安全，放在危险之处就危险。统治国家的情况，与器物的放置并无不同，关键就取决于天子如何安置。商汤和周武将天下安置于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全都知道的；秦始皇将国家安置在法令、刑罚之上，几乎使自身遭祸，而子孙遭到灭绝，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不一样的取舍就明显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是否正确，必须对他所做的事进行观察，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乱说了。’如今，有人说对国家的治理，礼义比不上法令，教化比不上刑罚，君主为什么不用商朝、周朝和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进行对比呢！君主的尊贵，好比大堂，群臣有如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像平地。因此，如果台阶有九层，堂的边角与地面距离很远，那么，就能使堂显得很高大；要是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与地面很近，就会使堂显得很低矮。高大的堂不易攀登，低矮的堂就容易被人践踏，情势就是这样。因此古代明君规定了等级序列，朝中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还有百官和小吏，直至平民，等级明确，而天子凌驾在这个等级序列的上方，所以，天子拥有高不可攀的的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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