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很多由少的积累成多的，积累小的成就大的，因此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从默默无闻而成为美名远扬，从卑微而成为显赫；所以，尧从诸侯之位起步，舜从深山之中兴起，不是一天里突然变得显赫，应该说是一步一步达到的。话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的，无法阻塞；行为是自身实践出来的，不能掩饰；话语和行为，对治理天下来说十分重要，君子正是凭借这些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将一切小事做好的人，才能完成大的事业；能对一切细微之处有所注意的人，才会使功德彰明；将善德积累于身，有如人的身体长高，每天都有所增长但自己并不知晓；将恶行积累于身，有如灯耗干了油，自己也察觉不到；这正是唐尧虞舜之所以成就美名而夏桀、商纣却让后人引以为戒的原因。

“娱乐但不淫乱，反复做善事却不厌倦，这便是所谓的‘道’。按照道的规律行事，万世都不会有弊害；只要产生了弊害，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来做事。先王的道，一定是由于在执行时有偏废之处，因此政治昏乱政令无法施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有所偏废的部分去对积弊加以补救而已。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并非它们相互矛盾，而是为了使社会积弊得到医治，只是因为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一样，才使治国之道形成了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孔子说：‘如果说到无为而治的人，应当是舜吧！’舜对历法进行更改，使朝服颜色改变，只是顺应天意而已；其余的全部都是对尧的治国之道的遵从，哪里做出过什么改变呢！所以，圣明的君主，虽在名义上改变了制度，而没有使治道的实际内容有所改变。但是，夏代尊崇忠直，商代尊崇恭敬，周代尊崇礼仪，这是由于它们要分别拯救前朝的缺失，务必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从夏代继承了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从商代继承了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要是有人继承周代，就是一百代以后所实行的制度，也能够推测得出来。’这说的是百代君主所行的治国之道，也就是运用夏商周这三种而已。夏代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并未提到二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这二者拥有一致的治国之道，而且所提倡的原则也一样。道精深博大的原因，在于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改变，道也不会有所改变。因此，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彼此授受禅让天下，并且遵循一样的治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补救积弊的必要，因此孔子不提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可见，继承的是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应当实行与原来一样的治国之道；继承的是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就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如今汉朝是建立于大乱之后的，似乎应当对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略有改变，从而倡导夏代的忠直之道。古时的天下，也就是此时的天下，同为一个天下，为什么用古时的来衡量此时的却会有那么大的区别！为什么会败坏到这种程度？估计大概是由于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者是因为对天理有所违背吧？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原则：不再让长出利齿的动物长犄角，只让长出双翅的鸟类有两只脚，这是让已经得到大利的不能再得到小利。古代那些得到俸禄的官员，不可以进行农耕，不允许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已经得到大利就不能再得到小利，同上天的旨意是一样的。那些已经得到大利又想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贪欲，人就更不能了！这正是百姓纷纷对困苦匮乏有所埋怨的原因。那些得到朝廷的宠荣从而身居高位，家庭富有同时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富贵的资本与权势，去与普通百姓争利，百姓哪里能与他们相比啊！百姓逐日逐月地遭到削弱，最后被穷困包围。富裕的人习惯了奢侈，挥金如土，穷困的人却无路可走苦不聊生；百姓体会不到活着的乐趣，还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无法禁止犯罪的原因。皇帝的官员，是普通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少数民族从四面八方对中央进行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对他们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普通百姓所做的事呢！匆忙不安地追求财利，经常担心匮乏，这是普通百姓的心理；匆忙不安地追求仁义，经常担心不能用仁义使百姓受到感化，这是官员应当具备的境界。《易经》说：‘既背负着物品又乘车，把强盗招来了。’乘坐车辆，是君子的本分；身背肩担，属于小人所做的事情。《易经》的这句话，说的是在君子的高位上而去做普通百姓的事，必然会招来祸患。若是在君子的高位上，而去做君子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如果不用从前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辅政的方法，就找不到别的方法了。

“《春秋》所崇尚的天下一统，是天地间永恒的原则，是从古至今都一致的道理。现在，每个经师传授不同的道，每个人有各不相同的论点，百家学说有不同的旨趣，所以，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屡有变更，臣下不知什么是应该遵守的。我认为，所有在儒家‘六艺’范围之外、与孔子学说的学派不相符的理论，都应予以禁绝，不许它们同儒学并存发展，灭绝邪恶不正的学说，这样做了就可以让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也就懂得什么是应该遵循的了！”

武帝对董仲舒的对答很赞赏，将他任命为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因贤良而参加了考试，武帝将他选拔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说：“所推举的贤良，有的对申不害、韩非、苏泰、张仪的学说进行研究，致使国家政治受到扰乱，请将他们全部遣返。”武帝同意了奏请。董仲舒自幼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与礼法不符的事，学者们像尊师一样尊敬他。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的相以后，辅佐江都易王。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兄长，一向骄横，喜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对他辅佐纠正，易王很尊敬他。

春季二月，武帝颁布赦令。

发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罢职。丙寅日，武帝将魏其侯窦婴任命为丞相，将武安侯田蚡任命为太尉。武帝素来重视儒术，窦婴与田蚡都崇尚儒术，极力举荐代地人赵绾出任御史大夫，举荐兰陵人王臧出任郎中令。赵绾上奏请求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将他的老师申公举荐给武帝。秋季，武帝命令使者带着帛和玉璧礼聘，驾着安车驷马将申公迎到朝中。申公来到京城，参拜武帝。武帝以国家治乱的事向他询问，申公已经八十多岁了，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好，只要看他努力实干得如何就可以了。”此时，武帝正对言辞有所喜好，见申公这样对答，沉默无语；武帝虽然不满于申公的对答，但既然已将其招来，就将他任命为太中大夫，安顿他居住在鲁王在京城的官邸里，商议与兴建明堂、天子到各地视察、改换历法和服色等相关之事。

这一年，内史宁成因犯罪而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到朝中来见武帝。武帝因为刘安从辈分上来讲是叔父，而且很有才能，对他很敬重，每到安闲无事的时候，便把他召来交谈，一直到天很晚了才停止。

刘安素来与武安侯田蚡交好，他进京朝见时，武安侯前往霸上迎接他，对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广施仁义，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如果皇帝有一天突然去世了，除了大王还有谁能够继承帝位呢！”刘安听后大喜，给田蚡赠送了丰厚的金钱财物。

太皇窦太后对黄老学说很喜爱，对儒家学说并不喜欢。赵绾上奏请求，国家政务不要再奏请太后。窦太后非常生气地说：“他想成为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私下搜集到赵绾和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对武帝用人不当加以斥责。武帝便将兴建明堂的事废止，并废止了赵绾等人负责的所有活动。赵绾、王臧被交给官吏处置，他们全都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托辞，被罢职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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