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琛上奏后，梁武帝非常生气，把主书叫到面前，口授敕书对贺琛加以斥责。大体说的是：“我有江山已超过四十年，每天都能听到看到大量从公车官署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那些人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并无区别，我每每苦于时间不够，现在你的奏折让我更加糊涂和迷惑不解。你不应当把自己与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起来，仅仅图个虚名，对路上行走的人卖弄说：‘我有能力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朝廷未予采纳。’为什么不详细明确地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心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诈狡猾，对百姓渔猎的皇差姓甚名谁，从什么人手中夺取，给了什么人？若是你能将这些明确地指出，我就能将他们杀掉、罢免，重新选择好的人才。并且，官吏百姓在饮食上过于奢华，要是严格禁止，他们身处密屋，你又如何能知道？若是挨家挨户搜查，恐怕会使对百姓的骚扰增多。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靡，这种情况在我身上是没有的。从前饲养的用来祭祀的牲畜，很久都未宰杀了，朝廷如果举行朝会，也不过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将这些蔬菜免去，必然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一类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用作供品的东西都是园子里的，把一种瓜改为数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出几十种味道。只是因为变着花样做才做成许多菜肴，又怎么会对事情有所损害呢？

“我自己若不是公宴，从来不吃国家的粮食，这已有多年。甚至宫中的人，同样不吃国家的粮食。所有修造的建筑，一律与材官及国匠无关，都是通过以钱雇人来做的。官员们有的勇敢，也有的胆小，有的贪婪，也有的廉洁，并非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觉得朝廷有错误，便自以为是，你应当想一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错误！你说‘应当用节俭的方法引导百姓’，我已经超过三十年没有房事，至于住所，不过仅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并无雕梁画柱。我一向不喜欢喝酒，对声色不感兴趣，因此，朝廷中设宴，从不演奏乐曲，这些都被诸位贤臣看在眼里。我三更起床，处理国家事务，处理政务的时间以国家事务的多少为依据，事务少时，不到中午就能完成，事务繁重时直到太阳偏西才能吃饭，每日只吃饭一次，既像过白天一样，又像过黑夜一样。从前，我的腰和腹在十围之上，如今瘦得只是勉强超过了二尺，我从前围的腰带仍然保存着，并非乱说。这些都是为了谁？为的是拯救万民。

“你又说‘所有官员凡事都向您禀奏，有的人用尽伎俩希望升官’，若是从今禁止外人上奏事情，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呢？委托处理国事的专人，怎样才能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有奸佞小人出现，专任一人一定会出祸乱。’秦二世委托赵高处理国家大事，元后授权王莽管理一切，导致赵高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又怎么能对他们加以效法呢！你说‘吹毛求疵’，指的又是谁？‘擘肌分理’，指的又是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应当革除的是哪个？应当削减的是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哪些不急？征收的赋税哪些可以迟缓？你要分别将具体事实列出，详细上报给我听！用什么措施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当怎样让百姓休养生息，减免劳役，这些都应当说得具体些！如果说得不具体，那你的行为就属于蒙骗朝廷。朕已经做好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的再次奏报，到时自会认真阅读，并把你的建议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革新后的善政美德，能因此在当世出现。”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表示谢罪，不敢再发表见解。

梁武帝守孝道，待人慈善，很有礼貌，生活俭仆，学识广博，善作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样样精通。他勤勉于国家事务，冬季里，四更刚过，他就起身工作，因为天气寒冷，握笔的手都被冻得皴裂。从天监年间开始信奉释迦牟尼的佛教，多年斋戒只吃素食，再未吃过鱼肉，每日只吃一次饭，也只是些菜羹、粗米饭而已，有的时候事务繁忙，太阳偏向西边，漱一漱口就相当于吃饭了。他穿的是布衣，使用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用三年，一床被子用两年才换。后宫从贵妃以下，所穿衣裙长不足以拖地。他从不饮酒，如果不是在宗庙进行祭祀，或是举办大规模宴席以及举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演奏乐曲。尽管他在幽暗的房子内居住，却总是衣冠楚楚，在宫中的便座上端坐，即使是酷暑的日子，也不会袒胸露怀。对待宫里的内侍，就好像对待宾客。而且对士大夫过分宽待，多数牧守都鱼肉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对郡县施加干扰。梁武帝本人又喜欢亲近和任用小人，又因苛刻烦琐致使国政受到伤害。他还建造了大量的塔和庙，使公私两方面都破费损耗。江南地区长期安定，生活奢侈成为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有所提及。梁武帝对他触及事实很不高兴，因此恼怒。

臣司马光说：梁武帝未能得到善终，是应该的。国君在听取、接受意见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关注琐碎细小之事却缺乏雄才大略，大臣在进谏时表现出的毛病，同样是烦琐。因此贤明的君王要把最主要的问题抓住，从而从根本上驾驭万事，忠臣要论述大的方针政策来纠正君主错误的想法。因此君主身体不劳累，就能获得很大的功效，大臣简明扼要的述说便能取得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进谏的话，可以说尚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但梁武帝却已然愤怒不已，对自己的短处加以袒护，对自己的长处极力夸耀。向贺琛质问贪婪暴虐的官吏姓名，追问是什么具体项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用难以回答的问题使他感到困扰，用无法应答的言辞对他进行责备。梁武帝认为自己每顿饭只吃蔬菜体现出的节俭是美德的极致，工作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态度对治国来说是最好的方法，自己已经具备了为君之道，无需再增加什么了，面对大臣的规劝，认为一点听取的价值都没有。如此，那么其余与贺琛的进谏相比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还有谁敢在他面前说呢！所以，奸佞之臣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要的谋略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名声受辱，本人危亡，国家倾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之人怜悯讥笑，怎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呢？

梁武帝对文雅的东西的崇尚是真诚的，对刑法则粗疏从简。自公卿大臣起，对审判刑案都不重视。奸佞的官吏于是擅权弄法，受贿所得之物多得好比市场里出售的商品，发生了很多无辜受害扩大冤狱的事。被判二年以上刑罚的人每年多达五千。被判服劳役的人各自用掌握的技术服役劳作，那些缺乏一技之长的人就要被套上枷锁。如果有人生病，就暂时为他把枷锁解开，从此，有能力行贿的囚徒借此得到优待，没能力行贿的囚徒的痛苦就会加剧。那时，王侯的子弟，多数骄奢淫逸，违背法令。梁武帝已经年迈，满足于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又专心对佛教戒律进行研究，每次对重大罪犯裁决后，就整日不高兴，有人密谋造反叛逆，事情败露，他也要哭泣伤心，并且宽恕那个人。正因如此，王公贵族们越发专横，有人在都城的街道上大白天杀人，有人在夜里公开抢劫，犯下罪行的逃犯，在王侯家中藏身，相关官吏不敢前往搜捕。梁武帝深切地了解这些弊端，由于沉溺在慈悲仁爱中，也不能加以禁止。

西魏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和他的女婿邓彦同路前往瓜州。等到元荣去世，瓜州最有威望的豪门大族上表请求让元荣之子元康担任刺史。邓彦于是将元康杀掉，将这个职位篡夺。西魏无力对他加以征讨，便将邓彦任命为瓜州刺史，然而对他屡次征召，他都不来，同时他又勾结南面的吐谷浑。西魏丞相宇文泰由于与瓜州相距遥远，不易兴师动众前往讨伐，便希望用计策征服邓彦。他将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任命为河西大使，下密令让申徽谋取邓彦。

申徽带领骑兵五十人到瓜州去，来到瓜州后，就在宾馆住下。邓彦见申徽独自前来，对他并不怀疑。申徽派人私下劝说邓彦向朝廷归顺，邓彦不接受劝告，申徽又派人对邓彦留在瓜州的计策表示赞同，取得了邓彦的信任，于是邓彦来到申徽居住的宾馆。申徽已在事先与瓜州的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人秘密筹划好了，在座位上将邓彦捉住，斥责他并把他捆住，然后便宣读诏书对百姓和官吏进行安抚，而且说：“大军随后即将来到。”瓜州城中没有人敢乱动，于是，申徽便押送邓彦来到长安。宇文泰将申徽任命为都官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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