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七月丙寅日，邵州贼寇首领王国良归降。王国良本是湖南军队里的一名副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派他戌守武冈，来抵御西原蛮。辛京杲贪婪暴戾，得知王国良家境殷富，就诬陷王国良犯了死罪。王国良恐惧，于是占据武冈县城反叛，与西原蛮联合，聚集了一千人，劫掠侵夺州县，沿着洞庭湖千里之内的地方，都受到了危害。皇上诏令荆、黔、洪、桂诸道联合兵力讨伐王国良，但是过了好几年都不能打败他。等到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驱逐疲困的百姓诛杀动荡不定的反贼，这并不是良策。”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是胆敢反叛朝廷的逆贼，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罢了。我和将军都被辛京杲构陷，我已承蒙圣恩洗脱了冤屈，怎么会忍心再用武力来对付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赶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接到信既欢喜又恐惧，正在为是否派遣使者请降而犹豫不决。李皋于是伪装成使臣，只让一人骑马随从，奔走五百里，来到王国良的营垒，用马鞭敲击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出来投降！”全军大惊。王国良快步走出，迎了上去，跪拜告罪。李皋拉着他的手，同他结为兄弟，烧毁了全部用来攻击、防守的器具，遣散了所有士卒，让他们回乡务农。皇上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行，并且赐名惟新。

辛巳日，遥尊皇上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荆南节度使庾准迎合杨炎的指示，上奏诬告忠州刺史刘晏给朱泚写信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怨恨不平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兵力，想要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在旁证明庾准所说的全部属实。皇上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用绳子把刘晏勒死，己丑日，才下诏赐刘晏自尽。天下的百姓都认为刘晏死得冤枉。

当初，安史之乱时，几年之间，全国的户口十户中有八九户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到他乡了，州县大多被藩镇割据，贡品、赋税不再上缴朝廷，国家府库里的财物消耗殆尽，灾难事故频频发生，戎狄年年侵犯边境，战事所到之处，驻守了大量军队，粮饷依靠官府供给，所消耗的财物多得无法计算，全仰赖刘晏办理。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只负责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则全由度支管辖。到了后期才由刘晏兼管度支，但是没过多久就被罢免了。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多谋，善于灵活地变通财货的有无，做得恰到好处。他常常以优厚的薪酬招募善于奔走的人，把他们安置在各地消息传递站，前后相望，来侦察各地的物价，并且随时报告，即使再偏远的地方，也用不了几天，就能把消息传到转运司，他把钱粮货物价格涨跌的大权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得很多利益，而天下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患。他经常认为：“要想办成一件事，关键在于求得适当的人才，所以一定要选择通达事理、动作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核对稽查簿籍文书、收支钱粮等项工作，事情虽然极其精细，也必须委派读书人去做；而胥吏只能书写公文，而不能随意加入意见。”他又经常说：“读书人一旦陷于贪赃受贿的罪名，就会被时世所抛弃而沦落，对他们来说，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持；胥吏即使廉洁自守，也终究没有升迁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财利当然重于名声，所以胥吏大多难免贪污受贿。”但是也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仿效他的做法，却始终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远居在千里之外，奉行刘晏的教令仍然与在刘晏跟前一样，日常生活，说话办事，都不敢蒙骗他。当时一些权贵人物把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都答应他们，并且能使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能达成他们的愿望，但是从来不让他们亲自掌管职务。至于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重要职位、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一定要选用当时的杰出人才。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而有名望的人物，多半是刘晏过去的部下。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多，赋税的收入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他掌理财务，常以关心爱护百姓为当务之急。在诸道中分别设立了巡院的知院官，每隔十天一月，一定要将各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详细上报转运使司。如果粮食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粮食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拿出粮食与民间交换杂货，供给官用，多余的物品就运到丰收之地卖出。知院官刚看出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事先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租税，到某月需要补贴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奏请朝廷核准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未错过适当的机会，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离、逃亡、饿死以后，才去救济百姓。所以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增多。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天下的户口不超过二百万户，到他任职的最后几年，天下的户口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在刘晏统辖范围内，人口就增加；不在刘晏统辖的范围，人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每年赋税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了他任职的后期，每年的收入竟然达到一千多万缗。

刘晏采用食盐由官府专营的方法来充实军需国用。那时自许、汝、郑、邓以西，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以东，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员越多，百姓受到的骚扰就越多，所以他只在产盐的地区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盐转卖给商人，允许商人再运到别处去卖，其他不产盐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一带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就把官盐转运过去贮存起来。有时盐商垄断市场，盐价上涨，就降低盐价卖出，称为常平盐，官方同样赚取了利益，而百姓也不致于缺乏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一带的盐利收入不超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竟然达到六百多万缗，因此国家的用度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致疲困受害。至于河东盐利的收入，只有八十万缗而已，而池盐的价格要比海盐高。

在此之前，主管官员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湍急凶险，大概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就算是有成效的，就会获得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可以视各处水流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营造运送谷物的船只，教导漕运工人，长江的船只运到扬州，汴水的船只运到河阴，黄河的船只运到渭口，渭口的船只运到太仓，并在沿途的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到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的数量，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而没有一斗一升沉没到水中。刘晏把运船每十艘编为一组，叫一纲，派军中的将领率领，运送十次而没有发生差错的，才算绩优有功，给予优厚的慰劳，让他做官。数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因劳累而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立十处船场造船，每艘船付给造价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上用不了一半的价钱，白白浪费的钱财实在太多了。”刘晏说：“其实不是这样，论及远大计划，不可吝惜小费用，做任何事情都要做长远的打算。现在才开始设立船场，办事的人很多，应该先让他们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那么他们所制出的官船就会坚固耐用了。如果一开始就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斤斤计较一些小钱，又岂能希望官船久长地使用下去呢！将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给的造价太高而减低的，减少费用在一半以下还是可以的，要是减低超过了一半，所造的船只就不堪使用了。”在其后的五十年中，主管官员果真把造价减低一半。到了咸通年间，主管官员竟然按照造船的实际费用支付，造船者不再有利益可图，造出的船只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从此就被废止了。

刘晏为人勤勉力行，事务无论清闲还是繁重，都必定在当天决断完毕，绝不搁置到第二天，后来主管财利的官员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本篇未完，请继续下一节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