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光从蒲城率领军队直趋泾阳，依着北山向西前行，事先派遣兵马使张韶穿着平民服装抄小道前往奉天，把表章藏在蜡丸之中。张韶到达奉天时，正遇到敌军刚刚攻城，看到张韶，认为他是卑贱之人，于是驱赶他与老百姓一齐填塞壕沟。张韶看准机会，越过壕沟，来到城下大声喊道：“我是朔方军的使者。”城里的人放下绳索，把他拉了上去，等到登上城楼，张韶已经被射中几十支箭，在衣服中找到了表章进呈给皇上。皇上非常高兴，让人抬着张韶绕城一周宣示，全城欢声雷动。癸巳日，李怀光在澧泉打败朱泚大军。朱泚听到消息，害怕起来，于是率领军队逃回长安。大家都认为，如果李怀光再过三天不来，奉天城就守不住了。

朱泚退走以后，随从来到奉天的诸臣都来向皇上道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的性情过于急躁，不能容万物，如果不把这一脾气改一改，即使把朱泚消灭了，忧患仍然没有止息！”皇上并不认为受到冒犯，反而对他极为赞许。侍御史万俟著开通了金、商漕运通道，重重包围既已解除，各道的进贡和税赋相继到达，朝廷的费用才逐渐充足起来。

朱泚到达长安后，只图谋守城的计策，经常派人从城外来，绕城大声呼喊说：“奉天城已经被攻破了！”企图以此迷惑众人。朱泚既已据有朝廷库存的财富，于是不吝惜金帛来取悦将士，每月都发给留在城中的公卿家属薪俸。对于神策军、六军中追随圣驾以及哥舒曜、李晟等人的家属，朱泚也发给他们粮食。加上修缮各种器械，每日耗费巨大。等到长安被平定后，朝廷的府库中还有剩余的积蓄，看到的人都追溯抱怨有关部门的横征暴敛。

有人对朱泚说：“陛下既然秉受天命称帝，唐朝的陵寝宗庙就不应该再存在下去。”朱泚说：“我曾经北面称臣，事奉过唐室，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呢！”又有人说：“百官多有空缺，请派兵胁迫士人来补充。”朱泚说：“勉强授予官职，就会让人感到畏惧。只要给想要做官的人官职，何必敲开大门去授予官职呢！”朱泚所能使用的只有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兵骄纵跋扈，都不听从指挥，只是守卫着他们劫掠得来的钱财，不愿意出外打仗。泾原兵又密谋杀掉朱泚，没有成功，只好作罢。

李怀光生性粗率，从山东前往奉天赴国难，数次与人们谈到卢杞、赵赞、白志贞的奸佞谄媚，并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批人造成的！我见到皇上，一定奏请皇上杀了他们。”李怀光解除了奉天的围困之后，自夸功高，认为皇上一定会以特殊的礼节对待他。于是有人游说王翃、赵赞说：“李怀光一路上不停地激愤感叹，认为宰相谋划乖谬无方，度支征收赋税烦苛，京兆尹犒劳赏赐刻薄。导致皇上迁徙流离的，都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如今李怀光刚刚立下了大功，皇上一定会对他敞开胸襟，以诚相待，向他询问为政的得失，如果他的话被皇上采信，岂不是非常危险了！”王翃、赵赞把这番话告诉给卢杞。卢杞非常恐惧，却语气和缓地对皇上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国家赖以生存，使敌寇吓破了胆，全无守城的心思，如果再派他乘胜攻取长安，一定能一举消灭敌军，实在是势如破竹，如今听任他入城朝见，一定要赐宴奖赏，而拖延好几天，导致敌军开进京城，得以从容地完成防备，再想消灭他们，恐怕就很难图谋了。”皇上认为很对，于是诏命李怀光直接率领军队屯驻在便桥，与李建徽、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指日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认为自己出于一片忠诚，千里迢迢前来奔赴国难，打败朱泚，解除了重重围困，如今身在咫尺，却不能够面见皇上，心中非常不满，说：“我如今已经受到奸臣的排挤，事情不用过问，就可以预知！”于是李怀光领兵离去，到了鲁店，逗留了两天，就又出发了。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领部下的士兵发动变乱，进入成都，西川师度使张延赏舍弃成都，逃奔汉州。鹿头关守将叱干遂等人前往征伐叛兵，斩杀了张朏及其同党，张延赏再次返回成都。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率领军队讨伐李希烈，屯驻在盱眙，听说朱泚发动叛乱，于是回到广陵，修整壕沟和壁垒，修缮铠甲和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封锁关口和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修筑石头城，开凿水井将近一百口，修缮馆舍数十处，修筑土堡，从建业开始，一直到京岘山，楼房与城墙上凸形矮墙相连一片，既为皇上南渡长江做好准备，又借以加固了自己的防区。陈少游发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举行了一次大检阅。韩滉也派遣水军三千人在京江之上炫耀武力，来响应陈少游。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即将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长安被贼兵占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复，想要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肯交出钱帛，陈少游就打算杀了他。包佶恐惧，就把妻子、儿女藏匿在公文堆中，急忙渡过长江逃走，陈少游把他的钱帛全部收缴。包佶有守护钱财的士卒三千人，陈少游也一并劫夺了过来。包佶仅带着数十人到达上元县，又被韩滉劫夺了一次。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数次派遣使者抄小道向朝廷进贡。李希烈攻打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通道受阻，向朝廷进贡的财物都取道宣、饶、荆、襄各州前往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从此以后，往来的使臣才通行无阻。

皇上向陆贽询问当前最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以前之所以发生变乱，是因为上下之情不能沟通，劝谏皇上接见下臣，听从谏诤，于是他呈上奏疏，大致是说：“臣认为当前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明察众人的心志，倘若是众人急切向往的，陛下就先施行；倘若是众人都憎恶的，陛下就先铲除。陛下所向往的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附的事情，从古到今，是不曾有过的。一般来说，治乱的根本，在于民心，何况是在发生变故，民心动摇的时候，处于危困疑惧，民心向背的时候，民心归向就能岿然屹立，民心背弃就会败亡覆灭，陛下怎么能不审察民情，与他们同好同恶，而使亿兆民众向往归附，来安邦定国呢！这一点就是目前最为急切的事情。”陆贽又说：“最近我私下听取大众的舆论，借此深入了解了大家的心志，发现四方以中外意志乖违为患，百官又以君臣沟通受阻为忧。各郡国的意见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又不能上达圣听。皇上的恩泽不能广泛地向下流布，臣民的实情又受阻不能上达，事情的真相未必了解，所听说的事情未必是实情，上下在此时隔绝不通，虚实在此间杂糅混淆，聚集的怨苦之声喧嚣而起，腾起的诽谤之辞纷纷扰扰，想要上下毫无疑心阻隔，又怎么可能呢！”他又说：“集合天下人的智慧来助长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教颁令，那么君臣上下就会同心同德，又有谁会不顺从呢！远近的人们一心归向朝廷，还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想法看似愚昧却接近正道，有些事情的确重要却看似迂腐。”

章疏上呈了十天，皇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垂询。陆贽再次上疏，内容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获得民众的拥戴，而想要获得民众的拥戴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等于圣王的田地，就是说治国之道植根于人情。”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称为泰，坤在下而乾在上称为否，损在上而益在下称为益，损在下而益在上称为损。天在下而地在上，从位置上说是颠倒了，却反而把它称为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缘故。君主在上而臣子在下，从道理上说是顺当的，却反而把它称为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缘故。君主俭约自持而使民众富足，民众一定会喜悦，因而心甘情愿地侍奉君主，这难道不能称为有益吗！君主蔑视民众，而自己却恣肆无忌，民众一定会怨恨，所以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称为有损吗！”他又说：“君道好比船，民情好比水。船顺着水道才能浮行，违背了水道就会倾覆；君主能深得民情才能稳固国家的基础，君主如果不得民情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位居于上，必定会使自己的好恶顺应民心，而不敢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一己私欲。”他又说：“陛下怨恨藩镇兵强跋扈，习以成俗，而妨碍治道，就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德声威察理四方，以严刑峻法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病相沿日久，根深蒂固，而陛下求之太过，超出了恒常，导致远方的人惊怖疑虑，从而兴起了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乱，近处的人畏惧震慑，从而做出苟且求容、躲避罪责的事情。以至于君臣意志乖违，上下之情阻隔而不能沟通，君主是专心致力于政治清明，而臣下却防备惨遭诛杀，臣下想要尽忠事上，君主却又怀疑他欺妄诈骗，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下达于民众，民众的心意也不能上达圣听。我在过去曾经担任过监察御史，得以有上朝参谒的机会，将近半年，只看到陛下威严莫测地高坐殿上，不曾降旨垂询意见，群臣畏缩惶恐地急于告退，而没有一个陈事禀奏的。在朝堂上，尚且不曾听到君臣之间相互晓示，天下如此广袤，远戍边镇的臣子又怎能够自行通达！即使陛下仍然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朝觐之外，还另外延请宰相重臣商议天下大事，但是他们所说所论的既不是百姓的心声，而且与公开进言有别。对于未曾实施的事情，就告诫他们说事情属于中枢的机密不能与外人议论，对于已经付诸实施的事情又说已经决定这么做就不必再劝谏了，因此逐渐令人感到谏诤受到约束阻碍，动不动就遭受猜疑憎恶。从此人们都各自隐藏实情，而避讳发表言论意见，以至于在变乱事故将要发生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无事地无所觉察，还认为不久就可以天下太平了。陛下如果能以今天所见到的一切情况来验证往日所听说的事，哪些是实情，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方面有所得，哪些方面有所失，那么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就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也全都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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