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曾有过一次大战，死伤颇多，便向云南征调一万士兵。异牟寻以国家微小推辞，只答应发兵三千人，吐蕃认为太少。云南将兵员增至五千人，吐蕃这才答应。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方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在后面，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与吐蕃于神川交战，大败吐蕃，占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五位蕃王，降服十余万吐蕃士卒。戊戌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报捷。

瀛州刺史刘澭被哥哥刘济所逼迫，请求调往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率领一千五百名士兵以及男女家眷一万多口前往京城，由于军纪严明整肃，路上没有一个人敢强取百姓的鸡狗，皇上对他很赞许。二月丙午日，皇上任命刘澭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所设在普润。军中不必敲梆子巡夜，也不设置歌舞音乐。士兵病了，刘澭亲自去探望他们，若有人去世，刘澭一定前去哭吊。

乙丑日，义成节度使李融逝世。丁卯日，皇上将华州刺史李复任命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监军薛盈珍数次侵扰军政，卢坦每次都以理法去反驳。薛盈珍常说：“卢侍御说的话公正合理，我当然不能够违抗。”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觐见，皇上给予优厚的赏赐后将他打发回去。

夏季四月庚午日，宣武军发生叛乱，留后李万荣将叛乱平定。此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平日里骄横放纵，李万荣对他们十分厌恶，便派他们去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满腹怨气。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动叛乱，攻打李万荣，李万荣将其击败。亲兵一边溃退一边掳掠，多数逃至宋州，宋州刺史刘逸淮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至郑州，郑彦琳逃至东都洛阳。李万荣将作乱者的妻子儿女几千人全部杀死。有几个士兵在街市里大叫着：“今晚将有大批部队开来，汴州城一定会被攻克。”李万荣将他们收捕并斩杀，还上奏声称是刘士宁指使他们这样做的。五月庚子日，朝廷将刘士宁调到郴州。

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围攻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往救援。皇上没有答应，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颁下赦令已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放逐的人们还没有蒙受恩泽。”于是他便拟定三项赦免的方式进呈上来。皇上派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依照赦令酌情迁移至近处来，但不可以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稍超出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靠近军队驻地或是处在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多有不便。”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应该以诚待人，可以责备发怒但不能存有猜疑之心，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而不能存有怨恨之心。将他们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敬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改过自新。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渐渐侵害权威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谪。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爱憎。执行法规是使得臣下暂且降职，之后顾念臣下的才能再逐渐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次被任用，有谁还不加强自己的教养呢？又何必为打破常规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觉得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被摒弃，不复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弥补过失，让有才华的人最终不得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在穷途末路就会期望变革，满含怨恨时便会图谋作乱，只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促成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那么便会发生仍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却比从前更恶劣的情况，白费一番迁徙家室的周折劳顿，实际上反而增加了许多移徙流配的烦扰罢了。另外，当今的郡府，多半有军队驻扎，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旅舍也很少，如对人疑虑到这种地步，胸襟也未免太不宽容了。请陛下再予以裁夺评审吧。”

皇上生性善猜疑妒忌，委任官职的事，都不愿托付于臣下，无论大小官职，必定要由自己亲手选拔任用，对宰相呈上的规划，很少有认可的；群臣之中一旦遭到谴责，经常是一辈子就不再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拔人才，无法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许多人沉抑于下而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褒奖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二者互相作用，其道理如同周而复始的圆环一般。受进用之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之后又改正过来了便应再加以任用，这既不会使法令废弛，也不会弃置人才。即使是微小的过失也一定要惩罚，但需要的人才却不至因此而缺乏。所以，这可使遭受贬逐的人自行勉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上来的人警惕自己恭谨处事，使上面没有难以解决的疑虑，下面没有积攒起来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依照言辞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意愿去选取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辞便不去考察他的行为，升官贬官仅凭个人爱憎，亲疏远近仅看志趣是否相同，这是舍弃绳墨而靠心意来判断曲直，丢开权衡而用双手来估计物体的轻重，即便再精密，也不能没有偏差。”他又说：“中等才智以上的人们，都有各自的特长，如果能善加区分，授予与他才智相适应的职务，各自适应他们的性情，各自发挥他们的特长，聚合各方面的人才，待到成就事功，那么每个人也就都是全才了。这只看是否能做到善于辨别人才，并且可以驾驭有道。”他又说：“因为一句话说得使自己惬意，便认为说话的人是有才能的，于是不再考察他的实际情况；因为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认为办事的人是有罪过的，于是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说话使人惬意的人就将超出他能力的任务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没办法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便将不恰当的罪责加在他身上，不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之内很难成就事功，君臣之间也没有确定的责任。”皇上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调整税赋，总共提出六条相关事项：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大略是说：“根据从前的税赋制度，有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得到一百亩田地，每年缴纳二石粮食，这是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缴纳绢、绫或者，共计二丈，三两丝绵，不养蚕的土地，缴纳棉布二丈五尺，三斤麻，这是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需服徭役，可以用佣金折代，以每天缴纳三尺绢为标准，这是庸。天下就像一个家庭，法令制度必须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想要辗转迁徙逃税，也无处可逃，所以人们的心绪不会动摇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黎民百姓广受骚扰，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户籍和地图被毁，为了供应军需而破坏了原有的税法。在建中初年，重新制定各种法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而建立新制时却连原本的优点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想要改正从前的弊端，一定要穷究导致弊端的缘由，如果是时势导致的，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便应该对此加以改革，所做的事情必须是适当的，一切悔恨就会消除。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无限度地供给，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导致的。但是竟忽然改变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校验核实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并以此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因为人力，所以先王制定赋税法规，一定是以成年男丁为依据的。不因务农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弃耕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租税，也不因寄居他处而免去纳调，人们牢牢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懈怠懒惰而免除庸税，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竭尽力气耕作了。两税法的设置，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数量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有些资财可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物品虽然贵重，但人们没法查看；有的堆放在场院、田圃、粮仓里，虽然价值低廉，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流通交易与增殖的财货，数量虽然不大而收取利益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价格虽高却始终没有增益。这样比较的话，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且会助长作弊。因此，专门谋求便于携带的财货而愿意迁徙辗转的人们，总是可以摆脱徭役和赋税；辛勤耕作而置备下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苦不堪。这简直是引诱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使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力役不得不因此废弛，赋税的收入不得不因此减少。又因为是处在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注意到公平均一的原则，物资的供给办法有繁简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和愚笨的区别，各地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不相同，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而没有减除。加上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而今却在两税以外，又要另行征收，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借以救助凋敝困苦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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