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申日，皇上任命工部尚书郑覃担任御史大夫。起初，宰相李宗闵厌恶郑覃在宫中数次批评朝政得失，上奏请求罢免他翰林侍讲学士的官职。皇上从容地对宰相说：“殷侑的经学与郑覃的经学很相似。”李宗闵回答说：“郑覃、殷侑的经学水平诚然非常崇高，但是他们的议论却不值得听取。”李德裕说：“郑覃、殷侑的议政，别人不愿意听，只有陛下想要听。”十天后，皇上的诏命下达，任命郑覃担任御史大夫。李宗闵对枢密使崔潭峻说：“现在朝廷所有的事情都由皇上直接下达诏命，还要中书做什么！”崔潭峻说：“做了八年的天子，听凭他自己做事也是可以的了！”李宗闵听后脸色一变，不再说话。

乙亥日，皇上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为同平章事，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秋季七月壬寅日，皇上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宣武节度使杨元卿身患疾病，朝廷议论派人代替他，李德裕请求把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调任为宣武节度使，就可以把刘从谏从上党拔出，使他不能与崤山以东的割据藩镇连结在一起。皇上认为不可行。癸丑日，皇上任命左仆射李程担任宣武节度使。

皇上对近年来的文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忧虑，李德裕请求依照代宗朝宰相杨绾的建议，在进士考议论文时，不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从前玄宗以临淄王的身份平定宫廷内乱，即位以后就对宗室子弟怀有猜疑，不让他们出宫担任朝廷与地方的职务。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样是在幽禁骨肉，损伤人伦关系。如果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与建中初年的朱泚叛乱期间，宗室分散在各州做官，虽然他们未必能安定王室，但是还可以各自保全性命。宗室之所以全被安禄山、朱泚残害，是因为他们都聚居在一宫的缘故。陛下诚然应该利用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下制书允许宗室中年龄已大并且亲属关系疏远的出宫，并且授予他们各州重要僚佐的官职，让他们携带自己的儿女，出宫后各自婚嫁。这一沿袭了近百年的有弊病的法令，一旦因为陛下断然革除，天下还有谁不感到高兴呢！”皇上说：“这件事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不合理，当今诸王中难道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只是没有地方施用罢了！”八月庚寅日，皇上正式册立皇太子，因而下制书：诸王从现在起按照辈分的高低陆续出宫，授予紧、望一级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的县主，也根据她们的年龄，及时出宫嫁人；进士科停止考诗赋。诸王出宫一事，竟然因为朝廷商议授予官职时意见不一，只好中途作罢。

壬寅日，皇上加任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仍然另外派遣使者去安慰晓谕他。

杜牧对河朔三镇割据跋扈以及桀骜不驯感到愤怒，而朝廷议政的人却只能一味姑息迁就。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略认为：“国家自从天宝末年盗贼兴起以来，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没有剩下尺寸土地，人们看待它们，就好像是回纥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视。齐、梁、蔡也受他们的流俗的影响，因此也抗拒朝廷，做了盗贼。从那时到现在，从来没有相隔五年而不打仗的，这样吵吵打打过了七十多年。现在的上策，没有比整顿内部更好的，中策没有比出兵攻取魏博更好的，最差的计策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估计地势是否有利，也不审察攻守的形势。”

杜牧又哀伤府兵制度的废除，于是作《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立国之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设十六卫府，但是就现在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最没有意义的，恐怕就是十六卫府了！推求事情的本原，府兵制度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贞观年间，在内用十六卫府蓄养武将，在外设置了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座，用来训练储备兵卒；边境发生战争，那么武将统兵出征，没有战争，就解散军队，住在卫府中。当武将居住在卫府时，国家授予的俸禄和官爵就足以供奉他们，他们所统帅的兵马分散住在各折冲、果毅府。这些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进行农耕，冬季进行训练，士卒的军籍簿由将军府掌管，兵卒平时分散在农田之间，势力分散，必定人人自爱，即使有蚩尤做元帅，也不能使他们跟随作乱。等到武将统兵出征住在外地时，因为统领的士卒收到檄文才来，士卒们既有朝廷军法的惩罚在前，又有朝廷爵赏的鞭策在后，赏与罚相互制约影响，哪有空闲产生谋反之意！即使有蚩尤做元帅，也不可能带领他们叛变。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兵卒从来没有叛乱过，这正是大圣人所以能够恰当地运用权柄统治轻重之兵，制定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神圣方法啊。到了开元末年，有愚笨的儒生给玄宗上奏章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了，请求废除府兵制度。’武将们上奏章说：‘如今国家兵强马壮，请求攻打四周的夷族。’于是朝廷废除了府兵制度，边境的军队向外作战，朝廷的武将和军队都大举奔赴边境，朝内空无一兵。导致尾大不掉，外强中干，安禄山得以在幽州拥有重兵，一旦他叛变，朝廷无力讨伐，耗尽了天下的财力，从肃宗到敬宗，七位圣君全都因此昼夜焦急，这时再想讨除却怎么也不能成功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军队，怎能让他们有一天掌握国家的命脉呢！然而天子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驻扎外面会发动叛乱，驻扎在朝内被人用来篡国。要使得在外不叛变，在内不篡国，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恐怕就是设立卫府！近年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害更加严重，大抵都是市井小人送很多金玉、倚靠宦官、交付钱财，就能得到委任。他们一点不懂父兄孝悌的礼义教化，又没有为国家慷慨激昂的义气。一旦通过贿赂打通了关节，拥有上百座城池，上千里的土地，立刻唾手而得，他们当中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的人，肆意扰乱朝廷的法制，不让它约束自己，不惜杀害贤臣良将的全家，不让他违背自己，为了武力统一、形势便利，没有不做强盗的。那些阴险狡猾的，则对百姓按家计口征收重税，交付给奸邪佞幸之人，从卿大夫买到国公，离开州郡得到五都，把四境所管辖的疆土，作为别馆。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就会任意剥削百姓，抢尽天下人的财物。我天下之所以至今战事不息，百姓穷困潦倒，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唉！当年文皇帝设置十六卫的深远大意，有谁愿意推求本意并且恢复呢！”

杜牧又作《战论》一文，认为：“河北之于天下，就如同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之于河北，就如同人的四肢一样。河北的风俗浑厚朴实，果敢地从事农耕和作战，又加上当地牧草茂盛，适合放牧战马，地势平坦，方便骑兵作战，所以只要河北藩镇出征作战，一定取得胜利，而居处十分富饶，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出产，自己就可以繁盛地增长。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不需要珠宝，却自然富裕一样。国家没有河北，就没有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兵、锐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与矫健的骏马，这是国家的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这六个藩镇中，国家尽量驻扎重兵，专门用来阻塞敌人出入的要冲，不能派去做别的工作，这是国家的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共计有三亿，都低着头依靠朝廷供给衣粮，横拱双手，无所作为，这样一来，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到洛阳，取尽这片土地的所有财物，也才能勉强供给，这是国家的第三肢，失去了财力。在咸阳的西北边防，国家同样驻扎了重兵，防备吐蕃入侵，取尽吴、越、荆、楚等地的富饶财物去供给戍守的士卒，这是国家的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都去掉了，只剩下头和身子，岂能凭借这样的状况维持长久的太平！如今朝廷若果真能下决心根治这五个方面的弊病，那么必能一战而安定天下，使国家重新长出四肢。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身负国家重任的大臣苟且偷安，只顾自己的利益，使士卒流离失所，兵器不锋利，盔甲破损，这是朝廷不训练军队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只有一百个人背着干戈作战，靠天子供给衣粮，但是兵籍上领取军饷的人却有一千人，无论大将偏将，都公然享受空缺的赢利，总是以敌人的强大为幸运，而以官军长久在外为快乐，所以军中真正能作战的人很少，而消耗军饷的人却很多，这是朝廷不责求兵卒实数而估计军饷供给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军队打了一个小胜仗就虚张声势，奔走相告献上捷状，虚报战功，来求取君王的赏赐，有时一天之内赏赐两次，有时一月之内数次封官。官军还没有凯旋班师，而所写下的官位已经很高，爵禄已经达到极点，田地住宅已经非常广大，金银丝帛已经溢满仓库，甚至子孙都做了官，还有谁愿意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呢！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官军出征失利后，丧失了大批士卒，失去了重要的城市，但是一旦逃回京师，只是被贬为州刺史去上任。他们回头看到用于刑罚的刀锯，毫无恐惧之感，镇定自若，不到一年就登上大将之坛，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失败的第四个原因。军队出征，大将不能专有领兵的权柄，受到恩宠的宦官和中使轮流来指挥，堂而皇之地指挥军队列阵，轰鸣震动地擂鼓督战，一个说应当摆偃月阵，一个说应当排鱼丽阵，三军将士上万人，在旋转徘徊犹豫惊骇之际，被敌军骑兵趁机拔取了我们的旗鼓，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专任一人而求其成效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失败的第五个原因。现在朝廷真诚地想要另外征调兵马来洗刷过去的耻辱，而竟然沿袭从前的弊政，是不会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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