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中有两篇涉及汉代人生前对死亡的处置态度。

杨贵生活于汉武帝时期，家业富足，生活条件优渥的他醉心黄老之术，快活地享受当世。厚生薄死，他对死后并不在意，嘱咐家人，待他死后将他裸葬在终南山，“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汉书》本传）他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这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代，着实难得。不过，他没想到的是，终南山土层甚薄，深掘七尺耗费了大量人工凿石，结果不仅没有节俭薄葬，反而花费更多。虽然俭葬反奢明显违背了杨贵的初衷，但是他尊崇的道家返本归真的思想以及对待死亡的豁达仍然令人赞赏。

杜邺是西汉名臣张敞外孙，原籍魏郡，祖父辈迁徙茂陵。杜邺曾任侍御史、刺史。临终前，他留下一篇文章，感叹未能为国尽忠，请求把他葬在长安城外。叶落归根，回葬故土，这是传统习俗，也是汉人故土难离的具体体现。但“气魄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天涯无处无芳草，杜邺的旷达源于他宽广的胸怀，源于他轻看死亡的超然。他死后，这篇文章被刻于石碑上，埋入其墓侧。这亦是最早的一篇自撰墓志铭。

《论语》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意为人的生死、际遇等由天命决定，人力无法控制。墨子曰“非命”，意为不从命，不听信命运而强调人为。诸子百家对生死的态度不同，对命运的解读亦各异。一个人的生死观决定了其世界观，也决定了他对人生尤其是死亡的态度。

古代帝王幻想永生，倾国力搜寻长生不老之药、之术。在《西京杂记》各卷中，既有诸多骄奢淫逸的生的写照，也有帝侯、王公的奢华厚葬的描述。上行下效，送死过度。见惯了厚殓墓葬，杨贵的薄葬之嘱、杜邺的“此焉宴息”之愿以及卷六中只埋有一枚铜镜的袁盎之墓实在难得，其思维意识无疑超越了时代。